还单独有一整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书里大为赞赏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六万木材、两大车草，清除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里掏砖，掏了脏坑，检查了桶，在狗窝、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开始，以人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某些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上面描述的这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逮捕对象是从被窝里拖来的，他还完全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神智是不清的。在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人员前来对付一个都没有穿好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行搜查时，想必在门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监狱。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有一大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理论是不存在的。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分，它有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逮捕有依各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场合本没有预期会发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行区分。还可以照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度，照是否要作查抄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夫之后并把妻逮捕而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家属发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不是对任何人都可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要走近这样的窗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这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那就是：无论毗邻房屋，无论城市街，都看不见一夜之间带走了多少人。这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它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夜间“乌鸦车””在这条柏油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轻的一代举着旗帜和束，唱着乐光明的歌曲沿着它迈步行。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五八门的。伊尔玛-明尔是个匈牙利女人，她在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是排位置的。侦查员克列盖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请克列盖一起去。他们温情脉脉地度过了全演时间，而在演结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带到了卢宾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盛开的一天，在库兹涅茨桥，脸颊丰满梳着褐辫的人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刚给自己买了蓝的连衣裙料，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走来请她坐上车（而车夫却已经明白了，便皱起了眉：机关是不付车钱的），要知这并不是幽会，而是逮捕：他们现在就拐到卢宾卡，驶黑的大门。如果说（过了二十二个天以后），穿着白制服、上散发贵重香气息的海军中校包利斯-布尔科夫斯基给一个姑娘买了块大糕，那末请不要发誓保证，这块大糕定会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员划得刀痕纵横，并由他本人带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无论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广众的逮捕，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然而，它得净利落，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难者本人同行动人员总是协调合，尽可能显得气度雍容，为的是不使别的活着的人们察觉这个大限已到的人的灭亡。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曾把她那个永远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里，一去永不复返。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他的情况。”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布什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因而遭到枪杀。他知他是在冒什么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