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残暴的赋税,赋敛不按时间,早晨的命令晚上就更改了。在收租税时只好半价而卖,没有的就要收取两倍的利息等情况,于是就
卖田宅和子孙用来偿还债务的人。但商买中大的就积累贮藏获得双倍利息,小的就坐在市场上叫卖,带着他们积累的财产聚藏的货物,天天在都市中游荡,乘着皇上的所急,就加一倍的价卖出他们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男子不耕耘,女子不养蚕织布,所穿的一定华丽,吃的一定是美食佳肴;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有千百钱的收入。凭着他们的富有,勾结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因为利益而相互倾轧;千里游逛,一路上前后不绝,乘着好车驾着好马,穿着丝绸拉着白缯。这就是商
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现在的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却已富贵丫;尊崇农夫,农夫却已贫贱了。所以世俗所尊贵的,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贬低的,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的人思想相反,好恶不同,而想国家富强,法制建立,是不能行的。现在的事情,不如使人民致力于农业。想要人民去致力于农业,在于以粟为贵;以粟为贵的方法是使人们用粟作为赏罚。征求天下把粟交给官府,可以授给爵官,免除罪过。这样的话,富人就有爵位,农民有钱,粟有所分散。能交粟被授予爵位的,都是有富余的;从有富余的人那裹取得,以供给皇上使用,那么贫苦人民的赋税就可减少,造就是所说的减少有富余的来补充不足,命令一颁布百姓就得利。顺应民心,用来补充不足的地方有三:一是君主的花费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勉励农事。现在法令规定百姓有战马一匹的,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或免纳三人算赋。战马,是天下的武装装备,所以要免服兵役或免纳算赋。神农氏的教导说:“有石头砌成的城墙宽十仞,有宽百步的城池,披着蹬甲的士卒百万,但没有粟,城不能守住。”从造看来,粟,是称王的人最大的需要,政治的根本。让百姓纳粟得到爵位至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的徭役,这跟军马的功劳相差很远了。爵位,是皇上所专有的,从口中说出是没有穷尽的;粟,是百姓所种植的,从地上生长不会绝。得到高爵位和免除罪罚,是人非常向往的。使天下人把粟纳给边境军队,用来得到爵位和免除罪罚,不超过三年,边境地区的栗一定很多了。
于是文帝就听从了晁错的话,叫百姓纳粟给边境,纳六百石爵位是第二等,稍稍增到四千石,爵位是第九等,一万二千石爵位是第c‘八等,各以纳粟多少和爵位等级作为差别。晁错又上奏道:“陛下有幸使天下人纳粟给边境来授爵,恩惠很大。我私下怕守边士卒的食物不足以使又下粟充分分散。边境上的粮食足以支付五年,可命令向郡县纳粟了;足以支持一年以上,可以到时赦免,不收农民田租。这样,恩泽加给万民,人民更加勤勉务农。碰巧有军役,或者遭受水旱灾害,百姓不贫困,天下安宁;每年五谷成熟而且质量很好,那么人民就很富足安乐了。”皇上又听从了他的话,就下韶赏赐人民十二年一半的租税。第二年,就免除了百姓田地的租税。
过十三年后,到了孝景帝二年,叫百姓出一半的田租,收取三十分之一的税。这之后,上郡以西的地方有旱灾,又重新整治卖爵的法令,减少价格来招揽百姓;至于按刑律服劳役的妇女,可以向县官纳粟以免除罪罚。开始建造苑囿养马以扩大备用,宫室各馆车马加以增建和修理。但屡次命令有关官员以农业作为本业,百姓才渐渐安于本业。到武帝初年的七十年间,国家没有事变,不遭受水旱灾害的话,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庭自足,京都和封邑的粮仓都全满了,而且官府仓库有了剩余的财物。京师裹的钱积累了上百万,穿钱的绳索腐朽后钱没法计数。京师积累谷物的仓库裹的粟,逐年增积,满仓后就堆积于仓外,腐坏不能食用。百姓街头巷口有马,田间小道上马匹成群,乘母牛的人被排斥不得与众人在一起。看守里门的人食精美的饭食;当官的生长子孙;居官位的以之作为官号。人人自爱而难以犯法,尊崇品行道义而槟弃丑恶的行为。于是法网疏阔而百姓富足,依靠他们的富有而骄傲自满,有的到了兼并土地的地步,豪族之辈凭藉威势在乡里主观妄断曲直。宗室有封邑,公卿大夫以下都争相奢侈,房子车骑服饰犯上没有限度。事物由极盛而转为衰败,本来就是变化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