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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一(9/10)

;事情的得失,有时又咨访小人。陛下对待君子是恭敬而疏远,对小人却是轻视而亲昵,亲昵小人,小人就可以言无不尽,疏远君子,君子就不能畅所欲言而产生隔阂。因此说好说坏在于小人,刑罚却加给君子,这实在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国家安危的要害所在,是可以不慎重对待的吗?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点小聪明,然而却不是经世治国之才,思考问题不能深远,即使他们竭诚尽力,仍不能免于使国家遭受倾覆而败亡;更何况心怀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企图、承顺天子的脸色和旨意行事的人,他们所带来的祸患灾难,不是更深重吗?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但是没有小人而具有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能没有小恶,但恶不多不妨害他行正道;小人有时也有小善,但善不多不足以使他成为忠臣。现在说某人是善人,又顾虑他不可信任,这和竖立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么不同呢?即使竭尽精神,费力思虑,它的不可取也已经是很明白的了。

“君主能完全的礼待人,臣下能尽力效忠社稷,必定以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为前提。君主不讲诚信就无法支使臣下,臣下不讲诚信就无法侍奉君主,诚信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啊!所以自有上天保佑它,而没有不吉利的。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爵里腐臭,肉在砧板上腐烂,该不会妨害成就霸业吧?’管仲说‘:这固然很不好,但也不会妨害成就霸业。’桓公说‘:那么什么会妨害成就霸业呢?’管仲说:‘不能了解人,会妨害成就霸业;了解人而不能任用他,会妨害成就霸业;任用而不信任,会妨害成就霸业;已经信任他而又让小人参与他的事务,会妨害成就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历时一年而不能攻下,饣鬼间伦说‘:鼓国的啬夫我认识,请不必让士大夫们受累,鼓国就可以得到。’穆伯不答应,穆伯身边的人说:‘不损失一支戟,不伤害一个士兵,而鼓国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事您为什么不做呢?’穆伯说‘:间伦的为人,善于阿谀奉承而没有仁德。如果间伦拿下鼓国,我不可以不给他奖赏,奖赏他,就是奖赏阿谀奉承的人。阿谀奉承的人得志,这就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德而效法阿谀奉承,即使得到鼓国,又有什么用呢?’穆伯不过是春秋列国的大夫,管仲只是霸主的辅佐,尚且对应该信任什么人十分谨慎,远避阿谀奉承的人到这种程度;更何况陛下是治理四海的国君,受命千年的圣上,怎么可以让巍巍的盛德,又将有所间断呢?

“如果想使君子与小人、是与非不混杂,一定要用德关怀臣下,用信对待臣下,用义激励臣下,用礼约束臣下,然后奖善而嫉恶,使赏罚分明。那么小人就弃绝他的狡诈邪恶,君子就会自强不息,达到无为的教化又有多远呢?奖善而不能提拔他们,惩恶而不除去恶人,惩罚不给予有罪的人,奖赏不施予有功的人,那么就有危亡的时候,国家或许也不能保住,王位永远世代相传又有什么指望呢!”

太宗亲笔写诏书嘉奖赞美魏徵的奏疏,格外看重他的意见。曾对长孙无忌说“:朕刚即位时,上书的人有的说‘君主必须把握威权独断专行,不能把权力委任给臣下’;有的想显示武力强大,使异族恐惧而服从自己。只有魏徵劝朕‘停止战争大兴文事,传布道德广施恩惠,中原既然安定,异族自然会归顺服从’。我听了他的话,天下太平。边地的君长都来朝贡,各个民族的语言辗转相译,在路上相互远望。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太宗曾经嫌进呈密封奏章的人多不切合事实,想加以贬斥。魏徵说:“古时尧设立诽谤之木,想知道自己的过错。现在这密封的奏章,就是古时立诽谤木制度流传下来的。陛下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只可以听任人们上言。如果话说得对,就有益于陛下;如果说得不对,无损于国家。”太宗说“:这话说得对。”对进呈奏章的人加以抚慰后才让他们离去。

后来太宗在洛阳积翠池宴请群臣,酒喝得高兴时和群臣各以一事为题赋诗。太宗赋《尚书》道:“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徵赋“西汉”道“: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说:“每次魏徵说话,必定用礼来约束我。”不久因魏徵修订《五礼》,按例应当封一个儿子为县男,魏徵请求让孤兄的儿子叔慈受封。太宗很伤感地说:“卿的这份心意,可以勉励民俗。”于是应许了他的请求。

贞观十二年(638),礼部尚书王王圭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示恭敬,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太宗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太宗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兄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这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太宗同意了王王圭的奏言。适逢皇孙诞生,太宗召公卿入宴,太宗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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