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就会增长;赏赐不当,君子之道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奖励,而希望天下太平,刑罚弃而不用,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况而且空闲时清谈,都笃信崇尚孔子、老子;发威动怒时,就效法申不害、韩非子。走正道的人,不是没有被罢免三次的,嫁祸别人以自求安宁,这样的事也很多了。所以道德的宗旨还未弘扬,刻薄的风气却已经煽起。上面的风已经煽起,那么下面就生出事端,人们竞相随时势转移,宪章就不统一,考察王家的法度,确实有损君王的大道。从前州黎与人串通作弊,楚国的法律就遭破坏;张汤心里有所轻重,汉朝的刑罚就出弊病。人臣的偏颇,尚不能识破他的蒙骗,况且君王居高临下,又将使人怎么举手投足呢?凭圣上的聪明,没有幽暗的地方不被照亮,哪里会有精神不能达到、智慧不能通晓的地方呢?自求安逸不以慎用刑罚为念;只求笑乐,于是忘了褒姒一笑所引发的变故。祸福相依,吉凶同域,只是人自己招来的,怎么可以不思索呢?近来责罚渐渐增多,威怒暗暗加重,有的是因为供应不充足,有的是因为别人不能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都不是为达到太平急需办理的事务,实在是骄奢的浸染。由此知道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富裕没有与奢侈相约,奢侈自到,这并不是空话。
“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动乱灭亡的根源,可以作为圣明的对照。以隋朝的军队,比今日的兵马;以隋朝的仓库,比今日的储备;以隋朝的户口,比今日的百姓;计量其长短大小,有多大差别呀!然而隋朝以富强而灭亡,原因是国家的动荡;我们依贫困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平静就安宁,动荡就混乱,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隐晦难见、细微难察的道理。不走平坦的道路,而遵循已倾覆的车子的辙迹,这是为什么呢?在于安宁时没有想到危险,太平时没有想到动乱,生存时没有想到灭亡所导致的。过去隋朝没有乱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乱;还没有亡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竟然还没有明白自己灭亡的原因,不可悲吗!
“照相貌的美丑,一定要用静止的水;照看国家的安危,一定要找已灭亡的国家。《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当今的动静,能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想到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宁;想到导致它动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导致它灭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灭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好与欲望,减少出游、打猎等娱乐,摆脱奢华的排场,停止办理并不急迫的事务,谨防偏听偏信带来的恼怒。亲近忠厚的人,疏远阿谀奉迎的人,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让易进的人离去,使难得的货价廉,学习尧、舜徵求意见,对照禹、汤检查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之于身,以宽恕待人。劳苦谦逊而受益,不自满以免招致损害。有所行动百姓都附和,说话千里之外就来呼应,高超的德行超过前代,良好的风尚树给后代子孙。这是圣哲的宏规,帝王的盛业,能做到这些方面,在于慎守而已。
“守住天下是容易的,取得天下确实很难,已经得到难以取得的天下,难道不能保持容易守住的天下吗?保持它而不牢固,是因为骄奢淫逸的欲望在动摇它。对待终结要像对待开始一样小心翼翼,能不尽心尽力吗?《易经》说‘:君子安宁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安宁而国家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有道理,是不可不深入考察的。愿陛下追求善的志向不减于过去,闻过必改的作风无异于当年。如果能在平安无事的今天,像过去一样恭敬节俭,就尽善尽美,根本没有必要得意而自加颂扬。”
其四曰:
“臣听说治国的基础,必须以礼、德为根本;君子的保证,只在于诚、信。诚、信建立,处在下位的人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具备,远方的人就会前来朝贡。所以德、礼、诚、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纲领,对于父子君臣,不可以有片刻的废弃。因此孔子说:‘君主应该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人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足。’文子说‘:同样的言语而有时被信任,是因为信任建立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是因为诚心已经在命令之外。’因此言语不能施行,是言语没有信义;命令不被听从,是因为命令没有诚意。没有信义的言语,没有诚意的命令,对上就会败国,对下就会危及自身,即使在狼狈困顿之中,君子也不会言无信、令不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