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间,钱塘曾为六军所驻之地。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其实,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晏安,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弹丸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坐镇且五十年,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其谷粟、桑麻丝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兽、鱼鳖、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场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向北恢复中原,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荆州、襄阳之地,在春秋时,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而齐、晋不能屈服。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国争雄。其后三百年,光武帝兴起于南阳,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阳故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荆楚之士从者如云,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再过百余年,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强,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待荆、襄之气消耗无余时,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荆、襄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二州,人烟稀少,土产卑薄,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其间,而横遭践踏,到如今,此地虽为宋、金分划交据,但往往不被看重。因为粮食不能由此产生,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进,议者也许以此为忧,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臣以为,荆、襄之地虽为偏方,然而,没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都不发泄的情况,何况其东通吴地,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用。现今如能开垦其地,洗新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了。荆、襄之地是形势消长的关键所在。
“陛下应慨然移都建业,官僚机构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做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业之意;平常以江、淮之军防备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选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之人,委以经略荆、襄之重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励精图治三、五年,则国家之势有望形成。
“石晋丧失卢龙,酿成开运之祸,太祖皇帝起初从郭太祖征讨,最终平定了天下。其后,契丹在甲辰(1004)败于澶渊,而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以告太平,为本朝极盛之时。又过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岁即位,国家之形势开始改变,又过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为靖康之祸。也是在祸临之年,天降大任于陛下,且启发陛下北向复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祸仅有十年。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当努力以应其变,不可苟安以磋砣岁月。
“臣非奸佞,从小有驰骋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虽有人物如林,但其议论皆不足以启发人意,臣由此感到陛下有为之志无人理会。辛卯、壬辰之间(1169),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矣。开始觉悟到,今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实际上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者,举国上下安于君父之仇,而这些儒士还在那里拱手作揖空谈性命,真不知何者谓之性命。陛下容纳他们但不任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为懂富国强兵之术的所谓才臣,实际都是些狂妄蛊惑之人,他们平时不讲究立国之本末,而喜欢信口开河阔论富强,真不知何者谓之富强。陛下洞察他们而不尽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感天命,笃于仁爱足以收民心,而拥有仁明更足以照临群臣偏极之论,此可谓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现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拖延大有为之岁月,臣因此不胜愤懑,也就不顾卑贱而进献愚策了。”
陈亮上奏后,孝宗皇帝赫然震动,打算将其奏章张贴于朝堂,以励群臣,并仿用种放受召之旧事,召陈亮上殿,准备起用陈亮。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唯曾觌理解陈亮,并想会见陈亮。因曾觌名声不好,故陈亮耻于见他,最后越墙而逃。曾觌因陈亮拒见自己,显得很不高兴,其他大臣特别厌恶陈亮的直言不讳,因而交相沮抑陈亮,乃有都堂审查之命。宰相按皇上旨意,找陈亮询问情况,因话不投机而产生隔阂。
陈亮待命十日,再次赴朝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即安东南一隅,是有大功于国家的。然而,钱塘为浮华奢侈之角落,如欲据此以图恢复中原是十分困难的,加之东南之民多安于现状,如欲依靠他们以图进取则更不容易。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由此而产生了拖延之计,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变样了。臣对此种状况不胜忧愤,因而虔诚做书,献于庙堂,希望能当面向皇帝陛下陈述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方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定大有为之机谋,力求符合太祖经略天下之本意。然而,臣待命八日,未得如愿以偿。臣担心天下豪杰胡乱猜测陛下之意向,从而影响云合响应之大势的形成。”
陈亮又上书说:
“臣臆想国家维持之计,至今已日见困穷,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至今犹可恃以长久,如能依其本意变通行事,则恢复大业不足为奇。然而变通之道有三种:有可以拖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一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机。形势明朗而效果非常,非陛下聪明超越百代不能达成。臣不敢泄机于大臣面前,然大臣们拱手称旨求问,臣只好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乃国家之奇耻大辱,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愤。五十多年来,虽然天下之气渐渐颓堕,不再牢记奇耻大辱,但陛下当与大臣共同振作其精神,以发泄其仇恨,使人人如报私仇,此乃《春秋》写卫人杀州吁之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