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其才能,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就将老而无奈了。臣因此说: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也使割地之举变得顺理成章。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之间不曾通和议,所以其大臣将领能东西驰骋,涌现了许多可用之才。现在,如果不通和好,人们总有敌兵压境的感觉,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坏。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过去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备。它可随时出兵骚扰我方。现在情况不同了,金朝城郭宫室,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国,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则需相当长的时间,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骚动。这种状况就制约它不能轻易出兵侵扰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敌兵压境的警觉,这未尝不是国家之福气。朝廷应善于起用英雄,使之为国争天下,而不应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晋、楚两国交战于必阝,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攻克庸以来,其国君时常训戒国人说: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不可怠惰戒惧之心。国君还时常训戒士兵说:胜利不可常保,纣王虽战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终也落得丧命无后的下场。’后来,晋、楚休战于宋国,子罕认为‘:战争能威镇邪恶而维护文德,圣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乱臣总是因惧怕而废弃它,这一兴一废之间,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术。如一味舍弃战争,就是一种毁道和欺蒙诸侯的行为。’人心是不能骄惰的,军威是不可废弃的,故虽成、康拥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这也就是李沆极力反对真宗与辽议和的原因所在。况且现今南北成抗衡之势,如废兵以惰人心,使人们安于忘记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于不顾,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愿,执政者之失策将因此而更加严重。陛下为什么不能倡明大义,而断然与金决裂呢?
“贬损车驾,坐正殿,陛下当痛自悔责,发誓复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气,鼓舞中原之人心。如此一来,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东征西讨,就会涌现大批人才,盈虚相辅,军粮就有了保证。那些狂妄之辞就会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会不斥而自退。有才之人纷纷而出,只待陛下起用。云合响应之形势,非安坐可以得来。臣请为陛下陈说国家立国之本末,且策划今日大有为之方略,论述天下形势之消长,而提出今日大有为之机谋,愿陛下细听之。
“唐朝自肃宗、代宗之后,朝廷渐渐失去权柄,而藩镇割据势力大长,他们专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财赋。官爵由其自命,致使许多人才尽心为其效命,终于造成一种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乱。宋太祖当朝后,四方诸国被先后平定,节度使也自愿接受朝廷统制。各州郡也直接受制于京师,以京官权知其事,且规定三年一换官,地方财税,统收于漕司,而兵士各归于郡县。朝廷以一纸之令下于郡国,如臂之使指,莫敢有违。凡小官微职,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势遂归一统。京师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国也各有禁军,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揽,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士以标准录取,官以资格晋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奇功。天子昼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礼廉耻正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处于规矩准绳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与中国抗衡,俨然是南北两朝,而无主从之区别。小小澶渊一战,中国之势力被削弱,根本虽厚而不可稳立。因此,庆历年间增加对契丹的岁币一事,富弼认为是朝廷之奇耻大辱,因而终身不敢自论功劳。因为契丹下征令,是主子的威风,天子供贡,乃臣下之礼节也。契丹之所以能取胜中国,是其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它在立国之初,势力的发展就显现出征兆。为此,我祖宗皇帝常严庙堂而尊重大臣,常宽郡县而重信守令。在法度之内,不曾为难天下之富商大贾,在常规之外,大力褒奖天下之英俊豪杰,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国之大势,能够防备内外忧患的出现。
“庆历年间,诸大臣也曾愤中国之大势不振,然而,其新政举措使群臣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法令也为之变易,这样一来,朝廷就失去了威严;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权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减了郡县的地位。虽然章得象、陈执中等人对之有所阻止,但因他们本身无所主张,无所建树,也难免遭他人的排挤与弹劾。庆历新政中,有关破除旧例、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劝农桑、务宽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错误的。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枉费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