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议古乐止用十二：

其议雅俗乐下不一，宜正权衡度量：

其议祀享惟登歌、彻豆当歌诗：

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诗歌，《七月》之陈王业是也。歌于军中，周之恺乐、恺歌是也。汉有短箫铙歌之曲凡二十二篇，军中谓之骑，其曲曰《战城南》、《圣人》之类是也。魏因其声，制为《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晋亦制为《征辽东》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尝作为铙歌十有二篇，述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僣伪，一区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育，德如尧、舜；宗再造大功，上俪祖宗。愿诏文学之臣，追述功业之盛，作为歌诗，使知乐者协以音律，

自尺律之法亡于汉、魏，而十五等尺杂于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谓倍四之，银字、中之号。今大乐外有所谓下调，下调又有中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双韵、十四弦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本，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鹧鸪，曰胡卢琴、渤海琴，沉滞抑郁。腔调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情于内，手足于外，《礼》所谓"慢易以犯节，湎以忘本，广则容，狭则思"者也。家自为权衡，乡自为尺度，乃至于此。谓宜在上明示以好恶。凡作乐制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颁为准。其他私为下多寡者悉禁之，则斯民"顺帝之则"，而风俗可正。

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鲜。又琴、瑟声微，常见蔽于钟、磬、鼓、箫之声；匏、竹、土声长，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击失宜，消息未尽。至于歌诗，则一句而钟四击，一字而竽一，未协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况乐工苟焉占籍，击钟磬者不知声，匏竹者不知，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比年人事不和，天时多忒，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气也。

《周官》歌奏，取相合之义。歌者，登歌、彻歌是也；奏者，金奏、下是也。奏六律主乎，歌六吕主乎，声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来始失之。故赵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黄钟，俱是律，既违礼经，抑乖会合。"今太常乐曲，奏夹钟者奏歌，其合宜歌无，乃或歌大吕；奏函钟者奏歌，其合宜歌蕤宾，乃或歌应钟；奏黄钟者奏歌，其合宜歌大吕，乃杂歌夷则、夹钟、仲吕、无矣。苟合天人之和，此所当改。

为君、为父，商为臣、为，商和则君臣父和。徵为火，羽为，南方火之位，北方之宅，常使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为夫，徵为妇，商虽父，实徵之，常以妇助夫、助母，而后声成文。徵盛则唱而有和，商盛则徵有而生生不穷，休祥不召而自至，灾害不祓而自消。圣主方将讲礼郊见，愿诏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取所用乐曲，条理五音，隐括四声，而使协和。然后品择乐工，其上者教以金、石、丝、竹、匏、土、歌诗之事，其次者教以戛、击、、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虽古乐未易遽复，而追还祖宗盛典，实在兹举。

其议作鼓曲以歌祖宗功德：

古之乐，或奏以金，或以，或以笙，不必皆歌诗。周有《九夏》，钟师以钟鼓奏之，此所谓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毕，下《象》、《武》。者，箫、篪、笛之属。《象》、《武》皆诗而其声，此所谓以者也。周六笙诗，自《南陔》皆有声而无其诗，笙师掌之以供祀飨，此所谓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庙》，彻而歌《雍》诗，一大祀惟两歌诗。汉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曰《永至》：皆有声无诗。至晋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诗，夕牲有诗，飨神有诗，迎神、送神又有诗。隋、唐至今，诗歌愈富，乐无虚作。谓宜仿周制，除登歌、彻歌外，繁文当删，以合于古。

其议登歌当与奏乐相合：

周六乐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也。"王大，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亦十二也。十二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古人于十二又特重黄钟一而已。齐景公作《徵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汉、魏以来，燕乐或用之，雅乐未闻有以商、角、徵、羽为调者，惟迎气有五引而已，《隋书》云"梁、陈雅乐，并用声"是也。若郑译之八十四调，于苏祗婆之琵琶。大、小、般涉者，胡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者，胡曲；《绿腰》、《诞黄龙》、《新调》者，华声而用胡乐之节奏。惟《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即唐之法也。凡有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黄钟、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七律之、商、羽而已，于其中又阙太簇之商、羽焉。国朝大乐诸曲，多袭唐旧。窃谓以十二为雅乐，周制可举；以八十四调为宴乐，胡不可杂。郊庙用乐，咸当以为曲，其间皇帝升降、盥洗之类，用黄钟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骜夏》之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