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人偷盗的念恐怕不会得到读者的认同。那么，请听我讲讲刘玉均的结局：长期的生活拖累，挨饿，半生不熟地吃，他得了胃溃疡，我在家乡劳动时，暑天中午休息，见他专门趴在向的盐碱地上，烙饼一般地焐着胃，豆大的汗珠把下的地打一片。我离乡后，打听他的消息，得知他的溃疡终至穿孔，拉到医院，医院说得一大笔钱动手术，他没钱，又不肯借钱，明白即便治好了病，那钱也还不起了，就让人拉回家，躺在炕上“折饼”一边折饼—边喊叫：“老天爷，疼死我啦，疼死我啦！”声音一天比一天小，一天终于消失了。——您还能指责我动念帮他行窃吗？

而他偏偏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到死都没白拿别人的东西，哪怕一芦苇。

有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冰清玉洁的君时代，其实不确。公社后期，饥饿终于使人们“觉醒”使人们多长一只手，往衣袋里装萝卜，往腰里别玉米。偷窃的萌芽，一遇适时的气候，终于蓬蓬、闹闹疯长起来，长成一个“大家拿，拿大家”的相声时代，一个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拿”的登时代。明着拿冒险，有失风度，小打小闹拿不多，不如搞“曲线救国”先拿到权，再拿权钓。有的拿光了国营企业；有的拿光了村上的耕地；有的把手长在嘴上“拿”掉了机关办公楼；有的拿资采购回扣。拿走了百姓脸上的红只剩下菜，拿光了百姓的心意从此怨声载，民怨沸腾。这些“官拿”民脂民膏的人，是否像刘玉均那样穷得吃病猪、烧棺材板呢？非也。他们俸禄就已经可以保证一家老小安享小康了，却偏偏置刘三伯拼死躲避的丢脸现、万人耻骂于不顾，一心拿成富翁，住别墅，乘宝，养外室，国定居…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我更加怀念刘玉均三伯，撰文纪念他的人格，他的骨气，他的视“失节”之辱甚于贫穷，他的视丧失尊严、节义不如暴死。当年我是那么同情他，哀矜他，假如我看到他偷生产队一袋稻谷，一定会当他的助手，帮他放哨，帮他装袋，像搀扶我的父亲一样，搀扶着他走过一沟沟坎坎。一袋稻谷，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他实在太需要它了。

2000年2月22日

苇，是大伙揍的！我要偷了苇，是闺女养的！我要偷了苇，老天爷打雷劈了我！…”庄稼人最重视赌咒发誓，他们迷信，相信迟早会应验。到了这个分儿上，没人不相信刘三伯是清白的，队长下来，承认自己错怪了刘三伯。刘三伯讨回清白，喜极而泣，而狂，竟然躺在地上，吼一般哭起来，哭声直贯苍穹，半拉村的人都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