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读完这张表，不禁撇嘴一笑，就问是复：“汝与太为敌乎？”是复赶回答：“非也，儿乃挠陈长文之途而已。”我嘛要跟太过不去？我是怕太通过陈群，援引更多跟咱们不一条心的世族仕，而掌控朝堂。老爹你虽然跟陈长文是所谓的“君之争”，但总不能瞧着他通过太往各门私人去，您却袖手旁观，不为所动哪。

因此继续任由陈群呆在吏尚书这一重要职位上，实在对是勋太不利啦——尤其曹丕既已被立为太，陈群的靠山更加稳固——还不如明升其职，暗夺其权，让陈群去宰相哪。

啦，一家族通过姻戚等关系，也辐向更多的二三家族——比方说泰山羊氏——但是勋手中也有更多有机会挤二三去的寒门可用。

所以是勋问是复，你认为应该是国、家，国在家前呢，还是应该是家、国，家在国前呢？在你心目当中，何者更为重要？是复却故意混淆概念，搬古老的说法，意思是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只有小大之分，本没有轻重之别。

是勋追问：“汝能使家而国存，存国而家兴否？”是复答：“儿不能也，然阿爹可。”照你此前跟我透的理论，只要招揽更多的同盟者，拧成一个整，使各家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上升空间，那么自然家兴而国盛，不会有家、国完全对立的情况现啦。

是勋摇摇：“若士大夫各其家，则国何存？”是复针锋相对地回答：“若国不能保安各家，存之何益？”

于是右手、中两指在座椅扶手上轻轻敲动，良久才说：“陈长文乃可为相矣。”

是勋沉良久，突然开，问了一个貌似八杆打不着的问题：“汝以为，国家、家国，何者为是？”

在古文当中，其实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一说，《易经》云：“是以安而国家可保也。”其实国与家之间应该加上个“顿号”，代表的是两不同概念。周代分封诸侯，诸侯的产业就是“国”，诸侯再命士大夫，士大夫的产业就是“家”，要等秦汉以后，分封制度逐渐衰微，国才和家统合为一，产生了“国家”的新概念。

照勋所苦心设计架构而搭建起来的曹魏政府，可以说是汉武帝以来权威最盛、权柄最大的政府，内廷势力被极大限制，君权就制度上而言，已无法与整个官僚系相抗衡——当然啦，制度是制度，实际是实际，想用大政府模式压住曹，那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曹却首肯了这一制度，关键问题就在于，政府权限虽然增加，单独相权却反倒大受压缩。

然而诸相之外，却独有一个门、一两位长官，权力极大，几可凌驾于相权之上，那就是——吏和吏尚书、侍郎。对于绝大多数官僚来说，政令的颁布和实施，国家能否搞得好，都对自己影响不大，吏如何考和安排自己，才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握住了人事权，就等于住了官僚系统这条蛇的七寸。

说白了，相权和政府权重了，皇帝就省心；各相或各门权限轻了，各相、各门之间相互制约，皇帝就放心。

只是如此重要的人事变动，曹丕是绝对不了主的，在曹西征归来之前，只能预先些准备，却不可能达成成果。所以是勋也就是那么随一说，谋划，还得他跟是复爷儿俩商量着，慢慢来…(未完待续。)

——你瞧他安排了多少人？您就想安排一个仲达来着，结果都还给否了。

是勋莞尔一笑：“汝得之矣。”所谓“破家为国”，终究乃下策之下策，是被至绝而无可奈何的抉择。能够此抉择的虽然是仁人烈士，但自己还真没有决心走到那一步去——要是能够坐看家兴国盛，除非有自倾向，或者一心卖直邀名，谁愿意抛弃其中之一啊。

汉初以丞相、大司、御史大夫为三公，曹魏同样是群相制，却把数量扩大为六人；更重要的是，旧时三公皆可立府，通过自命的僚属去掌控政府机关——比方说相府设置丞相司直一职，直接手本该御史大夫执掌的监察权——而曹魏的六相却并不备此权限，他们所能运用的，全都是正经政府机构官员。再后来政归内廷，而大将军等多录尚书事，实际是以一人或一机构而专断朝政。曹魏则几无此弊。

是复微微一笑，躬：“诸侯立国，士大夫立家，何有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