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曹说，你想象一下，倘若你麾下连小卒都能穿全铠甲，用最好的钢铁锻造武，每年从胡人那里大批量购买良，并且完全脱产，整年训练，攻打城池的时候还能一气排开上百架“霹雳车”，你有这么两三万人，那袁绍算个啊！要再能够建造数百上千艘楼船，横行江上，刘表、孙策又算个啊！

“即以勋在河东为例。造纸乃能印书，使教化大行；造火药乃能制火箭，永安之役，以寡破众；掘煤乃能使民免于冻馁。其所产，复输之于商贾，乃能易有无，便贫年可自它郡输谷也——设工商无用，则朝廷铸钱何为？”

“昔仲兴工商，齐遂霸于诸侯；孝武皇帝屡伐匈，国家困穷，乃因工商而得复——惜乎徒知涸泽而渔，不知助其兴业也，是故孝昭皇帝恨罢其令。亩产一石，而收三斗，则农必怨，然若能开沟渠、选良、颁铁、借耕，使亩产三石，则虽收三斗，民之喜也可知。工商亦同理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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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勋诱惑曹：“无粮则无兵，然若无工商，则粮亦有其尽也，甲、武，亦有其尽也，岂可不虑？若兴工商，则钱充、甲完、兵戈犀利，以之练兵，一可当十，其谁能御？”

最后，是勋还警告曹：“工商既使人富，则贾者难以禁绝，其无仕之，而又日受盘剥，乃窘而附之豪门世宦也。于是豪门占据山林，并建作坊，财货以亿兆数。设国家加以约束，则彼等或不甘骤贫而为，或转而兼并土地，使民离；设国家不加约束，则彼等日富而国家日贫，亦成尾大不掉之势。既如此，何不驰其禁而严其法，则豪门少怨而国家多利耶？”

其实汉代是有工商税的，理论上山林池泽的产都归皇家，所以你要挖矿啊、捕鱼啊，都得给皇家上税，此外摆摊儿开店，也得上税，一般是十分之一。到了汉末，因为生产遭到破坏，战争却很频繁，使得很多地方割据势力到设立关卡，收取商税。但这些税收大多缺乏有效的监系，最终能够收上几个钱来，谁都摸不准。

是勋笑着答：“货其有数，非人人皆可得之以为贾也，贾其有技，非人人皆能习之以致富也。要在朝廷治理，使得其技且勤于工商者富，使为左者绳之。”你以为农民就好理啊？因为不好就脆严禁，没这个理吧？

接着，他就主题：“国无农则民无，民无则不安；然不重工商，则民无所用，无所用则不富，不富则思变，思变而天下始矣。由是观之，农与工商不可偏废也。主公初起东郡，及兖州，黄巾既，田地荒芜，粮秣不足，于是兴屯田之策，乃能兼弱并昧，挟天而令诸侯。今府库渐充，农有所耕，而所当者，乃袁氏、孙氏、刘表、刘璋，皆跨州连郡，非旦夕可下者也。但求其安，不得其富，则无以定之。”

当肚还吃不饱的时候，咱当然考虑不到工商问题，可是如今你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大势力，光粮充足，也很难击败他们啊，还得在奖励工商，从而积聚财富上想办法。

工商业可以致富，是个人就知，可是因为国家政策的轻视，商贾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乘坐车，还不能仕为吏，就被迫要去依附那些大地主，结果钱都了大地主的腰包了。国家呢？汉代对于工商税并没有明确的法规，更没有主的衙门，加之实行当中很可能向豪门妥协，照此发展下去，那些豪门将越来越势大，国家还能约束得住吗？

曹沉不语，曹昂倒是提了异议：“工商可使人富，此理世所知也，然若皆逐富而必废农。况商贾轻迁徙，易为宄，实难制也。”大家伙儿都知经商容易来钱，结果都去经商了，不肯地，那怎么办？而且商人到跑，还贪婪，非常难以理，这问题又怎么解决？

产落后，所以政府要尽量抑制工商业，而让人民百姓把主要力都放在农耕上面。是勋说后来秦的农业有所发展，再延续这政策就不对了，可惜秦始皇听信了韩非的胡言，说“商工之民”也是国家的蛀虫，加上反大商人的前相吕不韦，所以才更变本加厉，台了一系列抑压工商的政策。汉朝建立以后，基本政策延续秦代，表面上更动大，其实指导思想没怎么变，对于轻视工商的政策也继承了下来，然而——“不亦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