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卿，朕明白这里面的问题。不过地方官府还是要以民生为本，至于发展工商，自有省司和中枢调控。只要地方将各民生安置好，百姓安居乐业。再发展教育，修建桥，运转畅通，自然会有人来设工厂，开商贸。”刘浩然斟酌了一下词句。

刘浩然暗自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还是有“先见之明”此前凭着“觉”制定了一整合适的制度，如税赋度集中，工商业赋税就不用说了，一般百姓最大的田地赋税也是有一完整的理制度。

刘浩然，他对下面的情况也有些了解，知自己建国立朝以来，大兴工商，以经济发展为重，上有所好，下有所投，久而久之，大明地方官府居然有了另一个世界改革开放地方政府的影-以GDP为重。大明地方官府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程度，但是也将重心转移到这方面，大力扶植工商业，因为中枢喜看这个数据，所以就能政绩。而从古到今，当官都是要讲政绩的。此前政绩是德化百姓，地方安定，而到了大明却是主要用经济发展说话了。

“自我大明立朝以来。陛下励图治，这治理西湖也着手开始。怎奈西湖上百年积累的淤泥太多，杭州府要的事情也太多，经过十余年治理，这西湖淤泥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清理。”

看来这位知府也是一肚意见，此前只是迫于整个大明的整环境，只好跟着，现在有了机会，他自然会向皇帝陛下阐述自己的意见。

姜允愣了一下，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大明中枢对地方政策的转变，当即答：“回禀陛下，臣也一直认为，地方官府当以民生为本，不能以营利。官府是替陛下牧万民，不是工厂商社。”

刘浩然也知这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想法，真要去实现，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力行，不过刘浩然觉得，只要找到弊端，就有改的机会。

所以刘浩然觉得，官府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这些利益中脱来，由球员变为裁判，手持律法这柄利剑，便可以最大的为民主了。例如浙江现在最大的钢铁厂是官办的，为浙江一半以上百姓提供农、日用铁等钢铁需求。如果改为私营，过两天它要涨价了，官府必须审查，因为这个时候官府最大的政绩不是钢铁厂赚了多少钱，而是百姓的民生。如果百姓因为钢铁涨价而产生不满，从而引发社会不安定或者上告，绝对是当地官府最畏惧的事情。因此，官府在审查过程中会对你钢铁厂的账目，嘿，你的理成本这么，难要算到价格里去吗？这不行，你如果非要涨价，我可以去江苏联系一家理成本不，价格更低的钢铁厂，鼓励他们浙江经营销售；或者说，你小利已经达三成了，还想涨价，没门，据大明反暴利条例，你不但不能涨价，还必须降价半成。

缴纳田地赋税的粮由运转设在各地的粮仓行保，而理和统计则由国内税务局行。每当秋收时节，运转下设的各粮仓在各乡设，国内税务局也会遣人过来。国内税务局的税务人员只称秤、记数和发放完税凭证；运转粮仓人员则负责清、装载运送和仓，然后两本账簿，粮仓一本，国内税务局一本，隔段时间就盘一次。而这个时候，也是廉政公署、都察院各地机构和监察局最活跃的时候。

而这些官办工商企业拥有势的行政权利和资源，据有大的排他和支权，这不是垄断是什么？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国内税务局和粮仓人员联手贪墨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关键是一个“犯罪成本”的问题，刘浩然信奉的一句话是没有完的制度，但是这制度必须是最大可能防止和发现问题。国内税务局人员的确是可以大捞油的好职位，所以照国内税务局的内规章，一个税务人员在一个地方不能连续待两年，

刘浩然不由赞许地，这话说得好，地方官府是为百姓服务的公益机构，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如果一个地方官府、一个学校、一个公立医院都想着如何赚钱，那么他们如何有力去实现其设立的本目的-为百姓服务、为百姓提供教育、为百姓提供医疗。

刘浩然不由腹诽了一下自己，有急于求成了，不过也没有办法，当时大明新立。就算是在割据江南时期，最大的任务就是积聚力量，用于北伐和一统天下。如果没有这些以经济发展为纲的举措，大明也不会迅速聚集起如此雄厚的力量。不过现在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现在的大明已经打下了实的经济基础，只要举措得力，保持继续快速发展是没有问题，但是地方官府的重心必须调整。

如何去赚钱，不用你官府去说，有脑的百姓自然会知去探索。你官府没事一手，这也包揽，那也控制，名义上是保证百姓的基本民生。但是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你一旦成为商业机构，你不可避免追求利最大化，因为这是这些官办工商企业主最大的政绩。当这些官办企业追求利和保障民生相冲突时，在政绩这个大诱惑下，地方官员如何选择，刘浩然觉得自己有坐在椅上的想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