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孔克、孙仲良等人脸上的略有所思，刘浩然知自己的一席话已经被这些聪明人读懂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了。刘浩然心里黯然叹了一气，心中既愕怅又略有喜悦。愕怅的是赶走上的教虏容易。赶走心中的鞋虏却是那样的艰难。略有喜悦是虽然北方被女真人、蒙古人统治了数百年，但是他们并不“注重文治”尤其是元廷，除了忽必烈少数几个皇帝关心文治外，其余的皇帝都在忙于内斗和享乐。加上自己不争气，短短百余年就夹着尾走了，所以荼毒得不。真要是像另一斤，世界的满清统治者，于“文治”搞一个个所谓的“盛世”估计这会自己将更加痛，恐怕将会有一帮的遗老遗少在自己面前哭泣，甚至唾骂自己是“逆贼叛党”趁着现在病得不是很重。努力地抢救一把吧。

重商不是单纯地重视商贸，的确。刘浩然大开工厂，广通商路，非常重视工商业，并且以丰厚的利鼓励和诱惑地主投到工商业中来，并趁机从地主手里收购了大量的土地，以分给不断增加的新人。重商另一方面表现在工商业的赋税极重，尤其是“关税”

十几年的发展，江南的地主是赚得钵满盆盈，大的经济实力不仅让这些转化为“大商人”的地主世家开始了思想上的飞跃，也带来了政治上的野心。他们开始寻求在朝堂上的政治代言人，原本他们支持淅江士文人，让这些人为他们说话。随着江南理学与刘浩然的关系缓和。江南士开始与淅江士合，学术势力主要集中在国史馆、南京大学、杭州大学、江苏大学，使得他们背后的江南地主世家的势力更加大。要不是还有一个庞大的淮西集团杵在那里，指不定他们已经把持了南京朝堂的话语权。

而且刘浩然心里想得更远，看着孔克、孙仲良等人，他不由地就想起江南那些学名士们。那些人都是江南地主，尤其是东南江淅富庶之地的地主的代表。元廷占据江南后，一番大屠杀后又施展拉拢政策，对江南地主们行“收买”在元廷的“轻赋税，通商贸”的政策下，江南尤其是江淅地主们的日过得不错，自己主江南后还受到不少阻碍。要不是自己执行了和元廷差不多的“轻农重商”政策，估计这帮地主闹得更凶。

刘浩然的轻农重商不是单纯地轻视农业，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里，农业是中国的本，不容不重视。刘浩然的轻农政策是田地赋税非常轻，而且不采取措施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只是没收蒙古人、目人、寺庙和罪大恶极地主的土地。加上开耕荒地，所以江南的土地政策怠及到了普通百姓却没有及到的主的利益。

浩然不愿意大开杀戒，而是给众人留一条活路。原因就是北方经过数百年的战****，早就是十宴九空。现在的北方就是地荒人荒，刘浩然不愿意为了所谓的“学术之争”让北方的院伤元气。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走那一步的。删晓凡叩望北方的读书人自己好好掂量一下，识时务者为俊杰。

在大明境内，货品通一般需要缴纳两税，第一是易税，一般在货品厂或者易到普通老百姓时就包在价格中，这税也是分别调控，与百姓们日常相关的货品税额就轻。奢侈品或者不常用的非易耗品就非常；第二走关税，尤其走关税极重，原本江南，现在大明的“财政收”大分就来自这里。不过刘浩然是有恃无恐，谁叫大明的商品现在太俏了。只要有货品在手，哪怕缴纳额的税，运到海外去还是极的利。由于实行了《大明航海条例》，加上大明海军的霸和对诸商社的扶植，大明商人已经把持了丽、日本、南洋诸国甚至印度的贸易往来，并开始伸手到阿比尼西亚、阿拉伯等地，直接踢走了原本的阿拉伯等中间商，将一笔大的中间差额利大明商人的袋里。

刘浩然早就看这个苗，所以一开始就留了一手。他利用理学朱学、陆学的分歧，扶植了以罗复仁、程乃彬、王侍尧等人为首的江西学派，再利用地理相连的缘故。将收复的两湖等地的士拉到江西学派，使其势力大增，学术势力主要集中在江西大学、武昌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南大学。虽然现在还不能与江南学派分抗争，但是再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随着新一代士成长起来，江西学派的实力将足以与江南学派抗衡。在另一方面，刘浩然利用自己故乡和淮西集团的地利优势，开始扶植安徽为主的太平学派，这个学派虽然底薄，但是在靠山扎，加上大明一大半的“重工业”和“军工业”集中在安徽太平、铜陵一带，加以时日，足以扶植一斤，可以与江南学派抗衡的新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