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是通过“隐幻”来实现的。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是靠“心理能”来实现的一样。

继续看我的另外一首旧作《坐在自己的对面》——

坐在自己的对面

把酒杯斟满先哲的遗言

我们边饮边谈

酒杯是一种道具

话题与它无关

餐桌上的鸡把我们啃完之后

已经是凌晨两点

你突然要打电话给我，虽然

我们近在咫尺之间

好多话并非当面能讲，你说

当面讲出的，都是化了妆的语言

又是占线

为了拨通这次电话

你储备了足够的时间

坐在你的对面，我等待着

如锤的铃声

再次响起，打碎一切

然后，进入另一个空间

听我们的先哲，把话说完

坐在自己的对面，显然有两层涵义：一是两个我之间的见面，二是我坐在我自己的对立面。这两个既统一又对立的我，就这样说着一些先哲的遗言，开始了酒饮。他们饮的是酒，更是各自的心愿。为了心愿的一致，电话终于响了，或者说是希望响了。可惜占线，不是时候。是听自己的呢？还是听先哲的呢？好吧，还是先听先哲把话讲完再说吧。整首诗，都是用了隐幻。就像“对影成三人”一样，用了隐幻。这种隐幻的效果，显然是似真非真，若隐若现。

我寻找那位敲门的朋友

空空。门上绕着余响

空空。我跑上大街

捧着从我耳朵里不断掉出的敲门声

空空…

这是我的《有人敲门》。是在梦中敲门，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敲错了门…反正是有人敲门。去寻找那个敲门的人，却四处空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虚空，空而又空…”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圣经》里的这层意思。所谓的实在，只不过是一种“隐幻”隐幻，而已。

我在楼梯的一隅，睡着了

三天后醒来，身上生满了洞

一群可爱的蚂蚁正从那里爬进爬出

你是谁？

我盯着那个生满了洞的陌生人

问，你为什么盗走了我的身体，连同我的衣服？

他一个劲儿地摇头

摇落的目光在地板上敲出了许多莫明的音符

我将他送上楼去

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陌生人

惊愕之际，他早已脱下衣服

且指着自己，这全部还给你！

我说不出是悲是喜

只是呆若木鸡

转瞬，我已被锁进了另一间屋子

这时候，床上的那个人

早已打点好行装，重新上路

这是我的《熟悉的我和陌生的自己》。不用我多解释，你也知道了，写的是那个永恒的哲学命题“认识自己”是老话题，也是不朽的问题。所有的哲学，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个问题一点一点展开的，艺术也不例外，只不过是变了形式而已。后来，我又把这首诗“翻译”成了一篇小说，是在一个叫“实验小说”的栏目里发的。当时就在想，一首诗，如果加进了人物，加进了情节，就是小说了。诗歌是小说的隐幻，小说也是诗歌的隐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以上举的《影子和我去赶宴》、《坐在自己的对面》、《有人敲门》、《熟悉的我和陌生的自己》，都是我20年前的旧作，全部收在我的诗集《涸辙之芒》里。并不是它们写得有多好，只是拿出来作为几个例子。

超现实主义诗歌，魔幻现实主义诗歌，现代派诗歌，后现代派诗歌，未来派诗歌…很多都带有隐幻的影子。这个影子，是一个神秘的影子，迷人的影子。

把语言的信念推至极致(四)

4、变形

变形艺术，我们肯定都不陌生。比如毕加索、达利等等的绘画，再比如我们中国的京剧脸谱，还比如现在电脑里用的变形艺术字…在诗歌世界里，它也同样有天地。

变形，简单地说，就是改变意象的形式，使意象偏离自然形成的或惯常的形态。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促使意象产生更大的表现力和审美力。比如形状、大小、色彩等，用“变形”改变它们之间的自然联系之后，就会和诗人的“心理变形”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了。这种同构关系，自然也更加接近艺术。

看看奥克塔维奥帕斯的《鸟儿》——

我知道死亡是一支箭

从一只陌生的手中放飞

我们在一只眼睛的忽闪中死去

“死亡”本是没有形状的，帕斯却通过变形，赋予了它一支箭的形状；命运本是没有手的，也被赋予了一只陌生的手。这样一来，诗就有了立体感，就像立体主义绘画了。

再看斯托尔沃西的《杏树》——

你将一直锁在你的体内。

唉，我也一直被锁在我的体内。

让我们将彼此挖掘出来。

生活让两个彼此倾慕的人变了形，并各自锁在了自己的体内，不得挣脱。“将彼此挖掘出来”或将彼此拯救出来，显然这是惟一的办法。诗的画面感极强，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在他们各自的生命中挣扎的另外两个生命，失望但又怀着希望的生命。如果斯托尔沃西说“你也爱我我也爱你，让我们最终走到一起”那就毫无诗意，成了口水诗或流行歌词了。

杏树，在诗里，显然只是一个客观对应物。

再看看北岛的《结局和开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道路”是“沉重的影子”变形之后形成的。在这里“影子”的物理形态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变异，使得我们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憾，感到自己的身影也像被扭曲或拉长了一样。甚至，还看到了张志新那用生命铺成的道路，穿过整个国土的精神之路。

我有许多诗也是用了变形手法的，比如《槛内》——

教堂的钟声如善飞的鸽子

驮着雪白的阳光，驮着

玛丽亚柔纱下祈者的圣歌，驮着圣歌里

耶和华手中的杯子

在飞，飞向槛内你的唱片

是写一个人在听弥撒曲时的场景和感受。槛内，就是屋子，刚刚受洗之后的屋子。那些弥撒曲，是从教堂飞向唱片，然后又从唱片飞向心灵的。我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没有VCD，因此就写到了唱片。钟声本来是没有形状的，阳光也是没有形状的，圣歌更是没有形状的，在这里，都被赋予了形状。在运用了通感的同时，我也运用了变形。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典型的原因吧，它先后被编进了吴开晋先生主编的《新时期诗潮论》和毛翰主编的《诗美创造学》等书里。

说到了这里，你就应该深入理解了，变形是包括诗人在内的艺术家为了达到某种特殊艺术效果而在创作过程中有意将所写对象加以改变、加以扭曲的有点儿“畸形”的表现形式。它们往往都带有立体派、未来派、全息派的色彩。

5、反讽

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艺术手法。它的“有意思”体现在，装疯卖傻，尽做疯事，尽说

傻话，却并不疯并不傻，因为最终证明这些疯傻都是可爱的，而且是真理。这点，就有点类似我国古代的“佯狂”和“言非所指”了。

最早“反讽”是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后来，经过一再地演变，演变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落到了英美新批评派的手里，并从此成了他们手里的一件宝。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是这样说的：“反讽，就是承受语境的压力。”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是这样说的：“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者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者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反讽之所以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并被我国第三代诗人广泛地运用，以至后来成为一种时尚，无非是它具有体现语境的有机组合和张力，而且始终对所把握的事体保持着一种距离，一种客观，体现着居高临下的“反讽精神”无疑，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姿态。

好，来看例子——

这个世界就是有趣

有房子的人常常出去流狼

把身体塞进车厢

装出一副

无家可归的样子

这是我的老朋友车前子写的《日常生活》。语气，是无所谓的语气；态度，也是无所谓的态度。当然，是佯装无所谓。意思好像是在说，你有钱了又怎么样呢？当然，它的涵义远远不止这些，更多的，已经像盐一样融于水中了。大有“水中月镜中花”之意“意有尽而无穷”之味。这是克制陈述式反讽所带来的语言效果。

反讽的类型，除了克制陈述式，还有夸大陈述式、悖论反讽式、浪漫反讽式、正话反说式等。

再来看我的一首《先生》——

别叫我先生

我不是先生。更别叫我

“我的先生”我不是我的先生

你马上改口就说

尊贵的先生——这么大的一顶帽子

盖在我的头上，该遮住多少光明

我的光明本来就不多

算了吧，你拿去吧，留给你自己用

或许你会更高兴

口是心非的“先生”谁都不稀罕。你客气，我也客气，但客气中却包含着“不客气”这种不动声色、以静制动的效果，显然就是反讽的效果。里面既有克制陈述式，也有正话反说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