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令人不快的曲，更一步巩固了王厚在军中的地位。各军将领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见着王厚都不敢抬。

从气候来说，天气转冷，其实对于辽军要更加有利。而且战争的僵持不决，对于宋朝最不利的，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生产上——秋分前后原本是植冬小麦的时间，然而受到战的影响，差不多有半个河北，田地完全荒芜。如此广大的产粮区整整一年没有收成，宋廷要面临多么沉重的赈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置稍有不当，便会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尽不能说辽国便不受影响，数十万的壮年男长年征战不归，即使是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面也是一个灾难，更何况辽国已经并非纯粹的游牧之国。然而相对来说，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损失更加大。毕竟战争是在宋朝的国土上行，而辽军又是了名的所过之，砖瓦无存。

大小谈判数不胜数，双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分歧很大，而且事实上二人主持的谈判还要受到远在大名府的石越的遥控指挥，他们的实际权力小得可怜，但吴从龙并无半抱怨，仍然假设辽国只是漫天要价，双方最终终可达成一致。

这克尽职守的态度让唐康都不禁动容，想来耶律昭远或许也是抱着与吴从龙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认为自己是无法到这一，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诸军营寨中连，整日的与龙卫军、两个神卫营的大小武官厮混。不是与师中喝酒，便是找张蕴下棋，又或是在军中打球、看相扑——这都是绍圣时大宋军中最时兴的娱乐活动之一。自从辽军渡河攻永静军，当地百姓许多逃难不及，都被辽军掳走，如今武邑一带，几乎是十室九空，因此当地除了驻军便是随军的民夫，唐康也别无他乐，只好和一帮禁军校尉混得厮熟。以唐康的份，武邑的禁军，自师中、张蕴以下，谁不结？他既肯折节下，手又十分阔绰，众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乐，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但在绍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武邑，唐康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太的受。他只知，托石越极度重视后勤补给的福，武邑的驻军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领到了秋衣，而为了赶在河结冰前运送更多的粮草，御河的运能更是几乎被宋军使用到了极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宁之时，更不似绍圣初年，现今决定前线粮草供应的，不是产量，而是宋朝的运输能力。

因为十几万人能穿喝足，王厚又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着他的垒壕之策，各军的营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垒似的，寨门都是用合围的大木造成，其间偶有辽军小队人过河挑衅，宋军虽然也动骑兵驱逐，但王厚严令各军追击不得渡河。龙卫军有一个副指挥使率兵追击辽军，州地界十余里，带了十几个首级得胜而回，结果刚到营门，便被王厚遣人全逮捕问罪，自那副指挥使一下，所有军官全斩，传檄各军示众，连普通的百余名节级士兵，亦被杖责。更令诸军愤怒的是，王厚还将那个副指挥使的人遣使送至州韩宝帐中，申明宋廷愿谋求和好之意。虽然次日韩宝便也立即投桃报李，送了个人过来，声称是率军渡河扰的辽将首级，然这边宋军之中却是无人肯信，众将校全憋了一肚气，只是畏于军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将此事详细禀报石越，不料换来的却是一顿极严厉的训斥，石越亲笔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谋反之心，否则他纵是阵前斩了姚麟、师中、贾岩，唐康亦不必向他报告。并称他已给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违王厚节制，便让王厚先将他斩于军中，然后再上报。更让他尴尬的是，石越还将这封信分别抄送给了王厚以下诸统军大将，并令王厚宣示诸军“咸使知闻”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军中置酒会，以犒劳诸军为名，往来冀州、永静各军之中，所到之，必宰杀猪羊，赐酒军中，每天仅要杀掉的羊，就多达上千。诸将凡言及攻战之策，他就只用大话搪了过去：喝到了，更会时不时漏几句“归期不远”之类的话来；又常说什么“大事自有两府诸公安排”；甚至连提到辽国，也只称“北朝”连句“胡虏”都不曾

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逝，转之间，唐康便已在武邑过了七天的太平日。这一年的秋分也已经过去了十天，在、冀、河间一带，一年之间那为数不多的秋气的日，见着就要结束，再过四天，便是寒，天气便要开始渐渐转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个月多了。

不过，看起来这些牺牲宋廷已经好了承受的准备。从后方，开始源源不断的运来秋冬的棉衣与鞋，宋廷以各利益为诱饵，鼓励商人将棉、秋冬衣鞋运往汴京与河北，以保障军队与灾民的供应，但即便如此，过冬资仍是供不应求。此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宋廷从各地半迫的采购了大量的棉，更导致了全国的棉缺，皇帝被迫颁布“棉诏”下诏全国各州县制推广植棉，形成自熙宁以后的第二次棉，从此彻底改变了宋朝的纺织品供应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