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在必要时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断然的手段，对付反对者。无论他们身居任何职位，他们都会被人们视为领袖君臣的人物。这两人就像两面赤帜，插在任何地方，人们就会自觉地向那里集中。

而石越，潘照临相信他不缺少这种潜力，而且也是当今除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外，恮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但他的性格，却束缚着他，令他无法变成赤帜一样的人物。

当年石越抚陕时，潘照临一度发现，石越曾经有过那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所以在陕西时，石越多有独断之举。那也是石越能够树立起他在西军中威信的重要原因。但是回到汴京后，那个充满信心的石越却渐渐消失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石越的性格中缺少那种天生的自信心。在陕西时，因为石越是一路的最高官员，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他拥有最高的权力，承担最大的责任，又受到富弼的开解，能够无所顾忌地做事，在某种程度上，那种强烈的自我信念，实是由环境造就。而一旦他回到汴京，在这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城，自然而然的，石越便会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来应付。而且，潘照临发现，不知为何，在陕西，石越可以毫不顾忌改正官员的派系，但在汴京，他却对党争格外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厌惧。

石越的身份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但他却依然还在不自觉地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他竭力与司马光、王安石能友好相处，能力合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又瞻前顾后，过多的反省，信心不足，时时顾忌司马光等人的想法，拿不出一个立场鲜明的解决方案。虽然潘照临对交钞危机等麻烦也束手无策，但却毫不妨碍他敏锐地觉察到石越在心态上面的问题。潘照临相信，正是这种心态，束缚了石越的才能，也束缚了他的野心。

因此，潘照临知道自己的责任，便是要辅佐石越成为真正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宰相。但这些事情，却只能一步一步，不动声色地进行。

“相公，”不知何时，侍剑出现在石越的身旁。

“拜年飞帖都送完了？”石越问道。

“各府上都送过了。”待剑笑着回道。送拜年飞帖，是当时官宦人家的习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官宦之家，并不会互相走动拜年，而只是派仆人将拜年的名帖送到新月戚友的府上。这种习俗发展下来，送拜年飞帖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亲自走动拜年，反而会显得没面子。在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道是某君家穷，请不起仆人，到了元旦，望着一大堆拜年飞帖无从投送，只得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恰好便在此时，他一个朋友的仆人送来拜年飞帖，他招呼那朋友的仆人喝酒，偷偷查看那仆人带的拜年飞帖，发现要投送的戚友与自己大部分相同，，于是此君竟生了个偷梁换柱之计，将那些拜年飞帖偷偷调包了，结果那些那朋友的仆人投送的飞帖，全成了他家的。此事后来揭穿，便成了汴京的一大笑料。开封人每到了过年，提起拜年飞帖，便会提起这件事来，当成一个新年的笑料。

这个元旦，是石越拜相以后的第一个新年，石府在一天之内收到的拜年飞帖，差不多就堆满了一间小屋，而仅仅送拜年飞帖一事，便已让阖府的男仆累的人仰马翻。但以侍剑的身份，够得上他去送拜年飞帖的人家，倒也不会太多，因此回来得甚早。

侍剑又给潘照临与陈良拜过年，一面笑道：“方才去桑府时，路过大相国寺，不料却听到些趣事。”

“大相国寺那边，有好些人在说，太子东宫经常有赤光闪耀。许多人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是自己亲眼所闻。”侍剑装着不经意地说着市井见闻，笑道：“这事实是太稀奇了，小的都想找个闲跑过去亲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