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远在万里之外，谁知道那些人怎么样在汴京诋毁他？只要皇帝稍有动摇，别看石越谦谦君子，可到时候未必便肯再替自己说半句好话。若有选择，高遵惠宁愿在汴京过自己的富贵日子。但是，看着皇帝的表情，高遵惠只能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思前虑后想了想，高遵惠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向赵顼说道：“罪臣是待罪之身，官家却不加责罚贬窜，反授以重任，君恩深重，罪臣虽粉身碎骨，无以为报。然罪臣既是戚里，又是有罪之人，提督大郡，恐难免于物议。若差遣办得不力，罪臣死不足惜，所虑者，恐伤太后之圣德、官家知人之明。还请官家三思。”他顿了顿，咬咬牙，直言道：“且益州，恕罪臣直言，如今实乃是非之地，罪臣虽不敢避嫌忌疑，然到了益州，又想不欺君，又欲不得罪人，只恐难以两全。罪臣担心，万里之外，有三人成虎之事。”

“你放心，朕没那么容易被人离间。”

高遵惠却只能暗暗苦笑，以曾子之贤，母子相知之深，旁人三曰曾子杀人，曾母逾墙而逃。以皇帝与王安石、石越君臣相知之深，王安石罢相，石越亦难免被猜忌闲置，何况他高遵惠？何况他还有“外戚”这个天生就应被猜忌的身份？

但皇帝既然这么说了，高遵惠毕竟不敢如一般的士大夫一样，逼迫皇帝做出什么保证。何况他也信不过这种保证——连丹书铁券都信不过，还有什么是可以信任的？

他犹疑了一下，终于说道：“罪臣绝不敢有负官家信任。”

赵顼顿时笑逐颜开，正要褒奖勉励他几句，却见李向安匆匆走来，在院门口叩道：“官家，通进银台司有要紧的奏折…”

“什么奏折？”赵顼皱起眉来。

李向安连忙捧着奏折递了过来，赵顼心里七上八下的接过奏折，打开黄绫的封面，只看了一眼，便呆住了——吕惠卿告病。石越与高遵惠心里本就是惊疑不定，不知道哪里又出了漏子，觑见皇帝的表情，不免更加担心。但又偏偏又不敢相问。半晌，方听赵顼苦笑数声，道：“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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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极为敏感的时候，宰相吕惠卿忽然患上“足疾”从此闭门谢客，不再上朝，上到皇帝，下到普通的官员，都知道这是吕惠卿在表示不满，并且向皇帝讨价还价。赵顼亦无可奈何，只得一面不断派遣太医视疾，一面累诏慰问，要求吕惠卿带病复朝。而吕惠卿自然是一再婉拒。为了避免被人“误解”自己是反对王安石的任命，在得“足疾”的这段时间，吕惠卿还特意上表，对皇帝起用王安石为观风使表示赞同。这样，他的矜持就变得合情合理，他只是不满皇帝在重大人事变动时，没有尊重他这个宰相的意见；同时，在陈元凤等人的暗示下，亲近吕惠卿的官员亦开始上书，批评皇帝任免九寺卿这样重要的职位，却不事先和政事堂商量。为了避免嫌疑，有些人甚至也批评吕惠卿不该草率的副署诏书；另一部分，则或明示或暗示，表示这亦是吕惠卿不肯视事的重要理由之一。还有年轻的官员，给皇帝上了言辞激切的奏折，回顾了吕惠卿为相以来的种种功绩，力劝皇帝应当尽量慰勉吕惠卿，让他尽早复出。

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亦顾忌到朝廷不能长期缺少宰相而空转，赵顼终于又给吕惠卿下达了一道言辞恳切的诏书，充分肯定了吕惠卿这十余年来的所作所为，重申了君臣相知之义，并且希望吕惠卿能够勉为其难，带病视事。为了表示诚意，赵顼特意向吕惠卿征求意见，任命了曾经极得王安石赏识，在新党中亦以“财计”而著名的薛向为太府寺卿。于是，这位与王安石、吕惠卿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新党干将，在做了十几年的转运使后，终于进入中央掌握其中的要害部门。重用薛向为太府寺卿，亦表明了皇帝的一种姿态，他并没有抛弃新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