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故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上则权臣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谔固有罪，然朝廷终于弃之，亦是失策！”

数日之后。

但是这些，在当时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的。他们所能知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轰动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兵之后几天，尚书省便接着颁布了《若军资许民间生产敕令》，这份敕令公开向天下宣布此后诸军所须军衣等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此事最为诚的，

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贫僧有三策，可献于参政…”

与此同时，工工司的官员也开始了有关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习惯于模糊的官员，递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的要求非常的简单明了：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即以不胜任论；若报告中发现两数据错误，即要求其主动引咎辞职。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形象，决意将官僚主义赶工。便在当日，苏辙还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情——两封盖有苏辙印鉴的信件从工发，分别送到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苏辙主动请求两家报社派遣记者前往颖昌至南行调查。

***

石越凝视智缘，忽然揖首：“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越以为，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

大宋尚书省非常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勘测工作，由尚书省与枢密院各派一人并同主持，尚书省方面的官员是工尚书苏辙，枢密院则是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二人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了一共十六个规模可观的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行军屯的地、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嘉佑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被白白狼废，也是在所难免。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此天下兵！夏国每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佑八年，横山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天赐之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亡，无不由此。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天赐良机，我大宋竟然失之臂。实为可惜！”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