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武装百姓，方为上策。石越本来乐于见到吕惠卿出头争辩，不料几句话下来，吕惠卿却将球踢到了他的脚下。

石越连忙向赵顼欠身行礼，方娓娓说道：“臣的确曾向皇上言道：历代亡国之原因，非止是人君德政不修，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豪强数百年兼并土地，使得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若再加官府逼迫，则民不聊生，自然盗贼蜂起，致有亡国之祸。若使百姓有一线生机，断不致于反抗朝廷。本朝若要脱离治乱循环之道，则须从根本处下手，朝廷要时刻给百姓找一条活路。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无田可耕，朝廷要通过法令，禁止过度的兼并，同时要鼓励、帮助百姓开垦新田，并且，还要鼓励工商业，让工商业能尽可能多的吸纳贫民，如此，天下少一个饥民，便是少了一个叛贼。这才是治本之道。又，天下甚大，必要之时，可以组织无业之民开疆拓土，就地扎根，亦可缓解兼并之害。”

“治乱循环，实是气数。历朝概莫能免。何况鼓励工商，则务农者少，务农者少，则粮食不得增加，粮食不得增加，则百姓必然饥馁，石子明所言，前后矛盾，本末倒置。况且百姓重视乡土，不乐迁移，强行征发，必致大乱。”文彦博亢声反驳道。

“非也。请文相公听在下细言之：凡太平日久，则人口必然增加，此势所必然。若初有人口一万，历二十年，则可至二万，再历二十年，则可以至四万，如此递增，若以原有人口数称为‘人口基数’，则人口基数越大，所增人口越多。百年太平，人口滋长，必然构成压力。何也？因垦田数之增加，无法比上人口数之增加。而且兼并一事，难以杜绝，由此有更多的人来分更少的土地。如此岁岁增加，每乡土地有限，而人口增长无穷，必有不能生存者。故每逢末世，百姓生子杀子，生女杀女，大伤天和，虽如此亦不得生存。故历朝历代，治乱循环，实由此来。或谓历代人口最盛时，皆是历代最强盛时，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当末世，百姓谋生不暇，若再交赋税，是无生理，故盗贼隐户，必然增加。故历代最强盛之时，实非人口最多之世，而仅是在籍人口最多之世。此后则是隐户逃户增多，致使后世不见此间真相。故解决之道，在于为百姓谋生路。百姓不乐迁移，亦不必强行征发，可以鼓励之，诱使之，人情驱利避害，若迁移之利大于不迁，则未闻有不乐迁者。至于以为重工商而伤国本，此商鞅之鄙见，非圣人之义。商人使物资流通，让农夫生产的粮食与作物卖掉，以更好的价格买回盐、茶等物，更能让最好的农具、种子传遍天下，非徒然害农而已。何况朝廷还可以通过贸易得到税收，从而减少农夫之负担。可以鼓励商人买回耕牛等物，让农夫生产更多的粮食。工商与农业，并非是一端繁荣必致使一端受害，而是完全可能互相促进的。臣在杭州时，鼓励商业，未闻杭州粮食减产，农夫之家，亦只从中获利。臣以为，不可固执商鞅千余之前的遗法于今日。”

“说得好听而已。”文彦博拂袖怒道：“陛下不可轻信此言，历朝未闻有不重农而国富强者，农为国本，不可动摇。治国之道，务在安静。”

石越凝视文彦博，从容一笑，朗声说道：“臣未曾言要国家不重农，臣亦以为农为国本，固国家不可不可重农。臣所讲者，为重农之术。盖历朝偏见，以为重工商必然伤农，而臣以为未必然，兼重工商，有利于农。历朝皆以为固邦之术，在于抑兼并，而兼并却无法抑制，臣以为本朝既然祖宗以来，未尝抑兼并，则不妨去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解决之道，便在鼓励移民垦田。且朝廷治民之道，不当是为防范百姓，而当是依靠百姓，帮助百姓。若以防范百姓为务，则臣恐有防不胜防之忧；若爱民信民，则邦国之固，有若金汤。”

“强辞夺理！”石越的种种观点，不仅新鲜，让文彦博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