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治》一经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争大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让桑氏印书馆赚了个十足。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明的人；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过是因为大家的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而同时石越表现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似有混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

——这一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什么尊号；石越又提来“求是”要求大家事讲证据，重实事。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桑充国微笑：“这还不明白？一，方为宇宙。世间至，极便是，极便是。九五之尊为极，黎庶百姓则为极，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也。”

“在下闻孔曰：有教无类。未闻孔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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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所以问难辩析便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便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但是大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措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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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此石越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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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这议论，当《三代之治》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明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之辈，脑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所以在五月份，宣诏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而对石越的评价也更，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回答。而最夸张的是走之前那个宣诏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