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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章(4/7)

重新重视情感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大多数研究还是赶不上一些早期的研究。因为他们往往流于给出种种情感行为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强调它们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却一般不去关心社会运动参与者情感行为背后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学机制。这样,即使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行为,比如爱情、仇恨、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惶逃跑等,也被用理性逻辑来加以解释。其实,现实生活中情感和理性是合而为一的,泛泛强**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就像泛泛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一样,除了延续“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之外,很少能够真正推动学科的发展。

に孀耪治过程理论的发展,有一个理论叫“政治机会结构理论”(politicalopportunitystructuretheory)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笔者曾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批判这个理论。其中的关键症结就在于它把“机会”这个概念彻底主观化了。实际上,任何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的理论(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等各种资本理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理论变得不能证伪;把这种理论推到极端,整个社会学就会变成一种“机会学”或“资本学”

ど缁嵩硕理论对话语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在讨论文化问题。对文化的定义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广义定义,这个时候文化实际上变得无所不包;二是狭义定义,文化包括了所有存在于我们头脑中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信息,但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则不算其中。本文遵从的是第二种规范。社会运动理论关于这个问题发展出了好几种理论,比如框架分析理论、文本决定论等,其中有一个问题,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我认为这方面有三种层面的机制。一是在策略层面上作用于行为,第二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第三是(手机小说网,,)在习惯和本能的层面上。人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在实践中这三个层面往往同时发挥作用,行动者会灵活运用策略,会依据自己的信念办事,也会做出本能性和习惯性反应。那么,这三者如何分开呢?我的一个建议是,从国家和社会角度看,在不同的结构情况下,文化在这三个层面起作用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推论:当一个社会运动中组织的作用越大,这个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就越有可能在策略层面上使用文化;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极差,自发行为在社会运动中就会占有统治地位,这个社会运动中的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就会基于他们自己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本能;在一个具有较强镇压力量的威权国家中,一个社会运动即使有很好的组织力量,也会在组织原则和行动策略上重袭和延续威权国家的文化。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不同的结构中,文化的不同层面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

ち硪晃侍馐巧缁嵩硕的动员结构,也就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怎么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运动动员具有三种不同机制、网络机制、空间—网络机制、空间机制,其中第三种是笔者的一个新发现。通过研究学生运动,笔者发现空间不仅能导致一种组织网络和特殊的动员结构,而且空间能直接导致特殊的动员结构的形成。这就好比半夜打雷,同时惊醒了同一个地区的许多人,我们就不能说这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得知打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被雷声惊醒,第二天有朋友告诉他才知道,那么这个人是通过社会关系网获得这一信息的。游行的信息也一样,并不是都通过关系网络传递的,而是通过自然而然的直接接触传递的。所以空间既有间接作用,也有直接作用。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中,这三种动员机制的作用存在有区别。

ぷ詈笠桓鑫侍猓该如何看待新闻、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我认为有两大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注意,一是传媒特性本身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比如印刷书、电视和英特网的出现,都改变了社会运动的面貌,这个时候传播方式就是信息。第二个是新闻内容才是信息。西方的新闻在报道社会运动的时候往往是保守的,基本上是负面的,一个人甚至写了一本书研究美国的新闻报道是如何歪曲和破坏了美国的新左派运动的;而中国一旦允许报道,往往是正面报道,支持和同情的多。我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国家合法性问题上。

ぷ苤,作为一个简短的结论,我认为,西方的昨天也许是中国的今天,西方的今天也许是中国的明天,所以把握社会运动发展的趋势非常重要。笔者将这种趋势概括为三点:一是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二是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三是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出现。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集体行动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目前处理集体行动的方法是有效的,但还不够,尤其是民粹主义一旦兴起,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关键还是要把社会矛盾用制度化的方式处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能把西方理论当作圣旨,我之所以反对固定模型,反对把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分开,强**感、文化、空间环境等因素的作用,这些都受益于我对中国真问题的思索。研究中国,必须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也许我们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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