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

何谓“从今”？说白了就是李斯之辈同样墨守成规，同样不敢超越古人，只能抱着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亦步亦趋，想当然地认为法家思想既然能帮助大秦富强起来统一中土，当然就能让统一后的中土也能强大起来。

始皇帝笑了起来。

宝鼎未免太过猖狂，竟然全盘否定，但仔细想想，又不能不说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在你看来，这种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造需要百年时间，是吗？”始皇帝笑着问道。

宝鼎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

历史没有给他答案。刘邦建立大汉帝国，初期的“文景之治”是源自黄老的“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创造的辉煌则来源于董仲舒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才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土文化的统一，并在文化思想上统治了中土两千余年，但董仲舒创造的新儒学有个前提，那就是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的彻底灭亡。

中土文化的统一不是旧儒学的简单传承，而是在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涅槃重生，是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肥沃土壤而绽放的璀璨花朵。

在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上，在中土实现了大一统但未能实现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下，谁能打破旧思想旧文化的桎梏，创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即便董仲舒来到了这个时代，他还能创造出新儒学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大秦帝国按照大汉王朝的路子走下去，先“与民休养”恢复国力，其次撤藩完成中央集权制，那么在思想文化的开创上，同样可以沿袭汉武帝的治国思路，那就是“法治”和“礼治”并驾齐驱，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时施展。儒学重仁政，讲究以lun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制，重在政治事功，这两种思想在汉代就即彼此融合，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中土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都是政治事功与lun理劝导，这其实就是“外儒内法”董仲舒的新儒学就是融合了儒法两家思想的新文化。

“能否给朕一个答案？”始皇帝等待良久，看到宝鼎yu言又止，却迟迟不开口，忍不住催促道“不管对错，权当笑谈，如何？”

“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前提是必须符合帝国发展的需要。”

宝鼎不再犹豫，还是把汉武帝的治国思路和董仲舒的新儒学做了一番简要的介绍。

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其实有一个重大弊端，那就是人治大于法治，但大秦的“法治”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治，相当程度上还是以“人治”为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这个时代是不存在的。

始皇帝耐心地听完，然后低头沉思。

宝鼎的这种说法其实不新鲜，这个时代诸子百家早就开始取长补短了。儒家大师子夏早在西河授学的时候，就融合法家学术了，而荀子的“礼治”思想中就融合了法家治国理念。韩非子从师于荀子，但韩非子却是法家思想的大成者。李斯也是荀子的学生，但李斯研习的也是法家学术，而他的法家思想中就带有明显的“礼治”色彩。

“你现在倾向于儒学？”始皇帝忽然问道。

宝鼎急忙摇手“内儒外法，还是外儒内法，其实本质上差不多，都是法治和礼治双管齐下。大秦以法治赢得统一大业，但统一后，法治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保持自身的生命力，而融合儒家的礼治思想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