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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年秦王政在什么？南征，北伐，修直，修灵渠，最终南征、北伐胜利了，而秦王政则利用南征、北伐顺利地转移了当初国内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碍了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压制了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机会建下显赫功勋，增了中央的绝对权威。

于是秦王政发动南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军队和地方势力推陷阱。功臣们本以为借助南征可以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最终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们的军队，吞噬了他们的地方实力。北伐也是一样，北伐虽然胜利了，但军队的消耗同样惊人，同时他们还要镇戍辽阔的边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军队严重缺乏粮。秦王政和中央控制了直，也就等于卡住了北疆军的咽。

扶苏在“坑儒”大案爆发后，直言劝谏，难扶苏当真是为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诛杀那一帮招摇撞骗的“方士”？其实想一想就知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杀“方士”是因为“方士”已经成为秦王政和贵族们博弈的工，杀“方士”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诛杀“方士”背后的贵族而已。

大秦刚刚统一，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是与民休养，是恢复国力，这是基本常识，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对此一清二楚，既然南边的六国余孽和百越蛮夷并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长城为阻，侵的匈人暂时还不会危及到咸的安全，那么秦王政和中央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发动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非要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向爆发的边缘？

然后秦王政死了，所有的矛盾都彻底爆发，大秦轰然倾覆。

秦王政利用南征和北伐狠狠的打击了功臣和地方势力，扩大了中央的权威，接下来当分封之议再起的时候，秦王政毫不犹豫地借助“焚书”、“坑儒”两大重案大肆屠戮功臣，彻底摧毁了功臣们对分封的攫取**。

历史上没有记载秦王政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诛杀了多少功臣和贵族，但从几年后大秦的轰然倾覆中不难看，整个大秦的贵族阶层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贵族基本上看不到了，除了被历史所记载的宗室王公主、关东系的冯氏和蒙氏被诛杀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难整个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个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司氏呢？他们当时都在哪？

南征并不顺利，这其中肯定有贵族们的阻扰，于是北伐又开始了，最终中央财政崩溃，大秦不得不压榨普罗大众，竭泽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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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两大案件的爆发，正因为秦王政和功臣们、中央和地方激烈厮杀，导致大秦再一次耽误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历史上的大秦在统一之前，其国内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统一之后，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官”与“民”的矛盾迅速成为国内最激烈的矛盾。

由此可以推测，大秦在统一之初，虽然秦王政已经压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击了熊氏，但“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还是来势凶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统一大业，所以秦王政断然决策，放弃休养生息之策，发动南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议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的表现，不难发现秦王政和中央已经在八年之后，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实力。

历史只记载结果，而结果背后的原因早已湮灭。宝鼎现在总算知了在历史书籍上，大秦为什么统一之初有分封之议，而其后竟然相隔八年，才有淳于越借“师古”之名重提分封，接着便爆发了“焚书”、“坑儒”两大重案。这两大重案实际上就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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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当真迫不及待吗？北伐当真一定要打吗？南征一定要开凿灵渠，让军队越过南岭开辟西南疆土吗？北伐一定要修筑直，让军队占据河南和云中吗？

唯一的解释不是秦王政要“穷兵黩武”要实施“暴*”而是当时国内“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已经到了一即发的地步。功臣们控制军队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形成对抗，割据称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战正在来临。

“焚书”大案看上去并不复杂，焚书而已，但仔细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为借屠戮了多少功臣？诛杀了多少妄图“分封”妄图对抗中央的贵族？

历史上本该用十一年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在未来几年里全完成，这太疯狂了，疯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宝鼎原以为自己所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