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极为长寿，近乎于神异。东汉王充的《论衡·气寿篇》记载了姬氏王族一组惊人的长寿数字：周文王九十七岁死，周武王九十三岁死，周公九十九岁死。召公一百八九十岁死。召公寿数，几乎赶上了传说中的两百岁的老。古人将召公作为长寿的典型“殁若颜渊，寿若召公”此之谓也。史料也显示，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长寿的绝无仅有的权臣。这里，我们不分析这说法的可信程度。因为，能够形成某特定的传说，必然有其源以及可能的影响。而这源与影响，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

我们的问题是，召公的王礼治神，对燕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弟中的重量级人。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三说皆有很大的弹，都无法据以确定到的血统坐标。对三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在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是鲁国还是燕国，其在初期阶段的治国神，无疑都忠实而自觉地遵奉着周公、召公这两位擘人的导向。两位擘人在世时，鲁国燕国的治完全必然随时禀报两公，待其指令而执行。两公皆以垂范天下自命，自然会经常地发遵循王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经以严厉手段惩罚过不推行王德政的国君。作为秉承其父爵位的长，始任国君的忠诚于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国的特殊更在于，召公活了将近两百岁，召公在世之时，周室已经历经四代，燕国也完全可能已经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这几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于或者愿意背离召公这个势人的王礼治法则。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过了燕国四代国君，也是惊人地长了，长

其三，召公推行王治民，其仁之名誉满天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段史料呈现的事实是，召公巡视辖地，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官府，而在村田边的棠树下，其公平置，得到了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拥，从来没有失职过。所以，召公死后民众才保留了召公经常理政的棠树，并作甘棠歌谣传唱。这首《甘棠》歌谣，收在《诗·召南》中，歌云：

唯其两公如此重要，燕国、鲁国的始封制产生了特殊的规则。

单说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备的三大长。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规则是：受封者本人携带其族就国，受封者本人是该诸侯国第一代君主，其后代代世袭传承；受封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职务。譬如第一个受封于齐国的姜尚，原本是统率周师灭商的统帅，受封后，便亲自赶赴齐国，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没有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官职。而鲁国燕国的特殊规则是：以元（长）代替父亲赴国就封，担任实际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则留在中央王室，担任了太师、太保两大官职，虚领其封国。这一特殊说明：周公召公两人，在周初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石人，周中央王室不能离开这两个重臣。周武王死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两个人的重要。周召协同，最大功绩有三：其一，平定了对周室有极大威胁的蔡之；其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建造东都洛邑（洛）；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统辖的王畿土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大功绩。周成王死时，召公领衔，与毕公一起受命为顾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后的局势，成功辅佐了周康王执政。这一功绩，对周初之世有大的影响。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举没有导致“国疑”言，比周公辅佐成王还要完。这是召公神话中独立的辉煌一笔。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的巡视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国，而是周王室的“陕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燕国而垂范天下。可以说，周公是周室王礼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则是周室王礼治的实际推行者。从天下碑看去，召公的实际影响力在当时无疑是大于周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