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明白你所说的调和，父亲说，你将先前的科学训练和严格神用在了有关佛教或佛经的研究上。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分生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史上有着最重要发现的领域，而你本来是能够参与的，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父亲说到这儿叹了气，有些动情。

每天他仍旧在显微镜下登录细菌染卡片，研究最前沿的无限的微观世界。这是生命最初的形成阶段，但是生命形成之后又应该怎样呢？丁格经常在显微镜下这样想。事实上，生命形成之后的神世界的形成远比生命的形成更为复杂，这方面不但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步，事实上反而倒退了丁格在登录卡片时同时这个结论。丁格作为生命的整在对生命局的几乎不可视的细微的观察中，总是不断回想起康玉尔仁波钦坐在窗前的，以及那个时刻康玉尔仁波钦所传递的生命的信息、神的密码、每一刻的静默、窗外的云和山峰统一的神世界，这一切让丁格意识到在康玉尔仁波钦的中显然有一更能启发生命本的科学。

生学没有我也发展得很好，这个星球上不缺少研究者，不缺少科学家。

当我在康玉尔仁波钦边时，丁格告诉父亲，我容易忘掉斯德学院，当我在斯德学院时，我的心则总是飞向喜拉雅山。1972年，我终于决定，离开斯德学院，置于我所希望的喜拉雅山。那时候我已完成了研究课题，雅各布教授本想派我到国从事一个新的研究主题。雅各布教授和那个时期很多前沿的研究者一样，已从对细菌的研究转到了对动细胞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个领域后来使细胞生学发生了大的变革。我完全知继续课题研究的重要，但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科学研究生活已经结束了。我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我没有浪费各类的投资：包括家为我的教育作的投资、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的投资，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实现我的个人向往了。事实上我并没有加速信仰的发展，在定居喜拉雅山之前，从1967到1972年我等待了多年。我将我前往喜拉雅山而不是前往国的决定通知了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教授，我记得也通知了你…

丁格这样说多少有些不讲理。这是第一次甚至也是唯一

丁格在康玉尔仁波钦边度过了三个星期，与康玉尔仁波钦建立了梅洛－庞所说的“联系”这联系直到许多年后也没中断，尽康玉尔仁波钦已圆寂了许多年。离开了大吉岭，丁格继续假期旅行，从喀什米尔到了大士革，看了苏菲伊本·阿拉比的陵墓，十字军骑士的城堡，又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在图尔努的修院受了安静空旷的清新气氛，但这一切，都不能同他在大吉岭面对康玉尔仁波钦的三个星期相比。丁格回到斯德学院，觉一切已经和以前不同。尽他的分生学研究蒸蒸日上，雅各布导师对他越来越倚重，但他却无法忘记喜拉雅山的康玉尔仁波钦，无法忘记那三个星期的“／心／现象学”

后来，正如你希望的，我发现我的科学训练与对佛教形而上学和对佛教的实践是完全可调和的，而且，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从来也没有在我所理解的科学神也就是对真理的研究中境艰难。

丁格告诉父亲，科学与神两者之间的确并没有本的不相容，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坐在两张椅之间，或是用一两尖的针东西。对他而言在他看到最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他再也不愿意将时间分摊开来，他希望将时间完全贡献给在他看来是最主要的事。

散发的沉、力量、宁静的气息，正犹如“之浴”丁格到自己获得了刻持久的启迪。苏格拉底之后欧洲已不存在与思想相统一的哲学家，但在康玉尔仁波钦面前，丁格仿佛觉得回到了伟大的古希腊时代。一切在这里在康玉尔仁波钦上都没变，这里的时间完全可以和两千年前的时间相提并论。如果说寺院里佛龛前一尊人为的雕像都可以启迪人心，那么一个端坐的有着活生生神气息的大师则可以穿透心灵与。如果灵与是不可分的，那么“”就同样是哲学。丁格听到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这声音就如同是与大师的对话。

可是，你不觉得科学与信仰，这两件事是可调和的吗？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问儿，问得一也不犀利，甚至不如说是慈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