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调查对象在谈到同恋者当中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区别时说：“低层次的人当中许多都是被迫的，多是未婚，饥饿，的不到异，就象监狱里的情况一样。许多城里的民工就属于这情况。”调查过程中，我们确实听到一例在监狱里学会的个案。一位调查对象说：“我小时候和邻居一个孩玩牌，他因为打架过监狱，后来他家搬走了。一次我正和一个外国人说话，碰上他了。我叫他名字，他一激灵，说你怎么也这个了？我告诉他，从小我就知，他说他是在监狱里学会的。”

严格说来，异往受挫转向同恋的情况与单环境及准单环境造成的同恋是有区别的。当然，笼统地看，它们都可划如弗洛伊德所谓“原受阻”的范畴。

还有一些同恋者是在与异往的经历中遭到失败，才转向同恋的。这类经历对他们的取向即使不少造成了决定的影响，至少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位同恋者说：“文革时期，我和大学里一个女同学比较好，她是69届，我是68届，他就算是我的一个恋人吧。他长得很好，人也好，我们通过一年多的信，但是后来没成，她又找了一个。这件事对我刺激大的，当时我对她的情是真挚的。”另一位同恋者也有一段辛酸的异往史：“我就谈过那一次恋，结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要领结婚证了，可她突然不了，说是另有所，那事对我刺激很大。什么都准备好了…她想从我嘴里说个不行来，想不退我东西，她没达到目的，最后还是把我送他的东西退了回来。”

有时“准单环境”的形成不少由于禁主义，而是由当事人社会地位低下或小范围的别比例失衡造成的，就象一些贫困农村的情况。一位农民调查对象在问卷上写到：“我认为一般犯有这类病的人都是失恋或没有接异朋友而引起的。”同恋圈内对农民中的同恋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他们是“被迫”的。所谓“被迫”是指他们不属于备接异条件下仍选择同的“自愿”的同恋者，而是由于女供不应求或因结婚费太娶不其妻的人。

情是很自然、很健康的，但由于社会德规范的压抑，他终于从“正常”的取向转向的“反常”取向正象这位调查对象自己所说的：“我上学期间如果不压抑自己，如果能和女孩接，也许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当时我正好十五、六岁，刚有遗前后，异得不到，转向同。我记得当时自己慕异的想法不敢和家长、老师讲，结果不知不觉地就走上了这条路。我也说不清，也不愿走这条路，但是没有办法。”

在我国的文化气氛中，特别是在那些政治空气严峻的年代，有些少年的转向同恋，的确与这“准单环境”不无关系。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的那样：“我个人会，形成原因即有先天又有后天，是可以培养的。我问了许多人是怎么开始的，许多人都是异恋受挫转向同恋的。《血黄昏》里就有这心理的描写。我当初如果德那个女的，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了。”

有些同恋者在幼年时期有正常的喜好异的取向，但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打击，在潜意识中留下了不可与异接的想法。这幼年时期的经历虽然不同与青期恋受挫，但在形成同恋倾向的心理过程中，有时甚至比青期恋受挫的影响更加难以消除。一位同恋者回忆：“我小学二年级时，班上有个小女孩很漂亮，又活泼，聪明可。有一次放学路上，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亲了她一下，旁边的同学看见了就起哄，我真是羞的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