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在马路上，萧萧瑟瑟地滚动着。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马路上的行人，都给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象脱了线的风筝，载浮载沉地飘摇起来。一阵暴雨，重庆南路马上淹没了，黄浊浊的小川，在路上急湍地蛇行着。衡阳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给风笞达得惊惶失措，一齐在哐啷抖响。“大三元”吹落了，洋铁皮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滚，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坐公共汽本赶回西门町，银马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我感到饥饿起来，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大都关了门。我顶着风走到武昌街，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有几个卖水果的正在收拾摊子，推着推车，提早回家。一阵狂风迎面卷来，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身子，拚命顶住满载着香瓜、芭乐的推车。遥遥落在最后面的一个摊贩，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人，一头的长发给风吹得乱飞，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裙子也吹了起来，露出她那双青白的小腿。她那架推车上，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肩膀抵住推车，然而她那细弱的身躯，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呼呼两下，给逼得一连往后踉跄。她脚下一松，一下坐跌到地上去，推车前后一颠簸，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鲜红的滚得一地。我赶忙跑过去，抓住推车手柄，将车子稳住。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有几枚还浸在污水里，痛惜叹道：

“嗳。”

她捞起裙子，弯下身，去将地上那些红柿子，一只只拾了起来，兜在裙子里。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用裙角揩了一揩，仍旧放回推车上，剩下五六枚，跌得裂开了，果汁淋淋漓漓流了出来。女人挑了一枚特别大的，递给我道：

“我们吃掉吧——这些卖不出去了的。”

我也不客气，道了一声谢，便接过柿子，大口啃了起来。柿子熟透了，沁甜如蜜。女人自己也挑了一枚，跟我两人立在风中，一同吃着跌破的柿子。她大约二十七八岁，深坑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大概刚使过劲，青白的脸上，泛着红晕。大约她看我吃得兴高采烈，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从容地注视着我，笑道：

“很甜呢，是呀？”

说着她又递了一枚跌伤了的柿子给我。我有许多年没有吃过这种透熟沁甜的西洋软柿了。我记得那年母亲离家出走的前两天，她对我突然变得异样的温柔起来，那天她买了几枚西洋柿回家，竟意外的把我叫到天井中，坐在矮凳上，跟她一块儿剥柿子吃。那几枚西洋柿已经烂熟，手一撕，皮便扯掉。母亲剥好一枚柿子，自己先咬了一口，惊喜地叫道：

“真甜阿！”

顺手便把剩下的半枚递给我，我咬了两口，果然甜丝丝的，却又带着些许柿子特有的涩味。

“好吃么？”母亲微笑道，她摘下手帕来，替我拭去口角上的柿子汁。大概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对我那样亲昵过，她那次突发的爱抚，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而且惶惑不解，竟至于有点尴尬起来。

“黑仔，你知道么？你阿母小时卖过柿子的呢！”母亲若有所思地追忆道。母亲很少提起她在桃园乡下养父母家的生涯，偶尔提起，也是一片忿恨。“我们乡下园里，有十几棵柿子树，就在池塘边。柿子熟了，吃不完，你阿婆便叫我拿去镇上去卖，卖不掉的，我就统统自己吃掉——”母亲说着咯咯地笑了“—一吃多了，肚子发疼！”

母亲笑得前俯后仰，她那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匹黑锻似的波动起来。我看见母亲笑得那般开心，乐得象个小女孩一般，也跟着她笑了起来。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母子俩在一块儿笑得那般忘情。两天后，母亲便失踪了。

“我要买两斤柿子。”我对那个摊贩女人说道。

“十五块一斤——”她打量着我说，随着挑了四枚最大最鲜红的，用秤秤了一下，递给我看，风把秤锤吹得飘荡起来。

“两斤二两，就算你两斤吧。”她好意地说道。

“谢谢你。”

我道了谢，把三十块钱钞票塞了给她。

她将钱收到裙子口袋里，推起她的车子，顶着风，吃力地行走下去，她的头发，在风中，飘得老高。偶一回头，她望着我，却又笑了，我捏着那袋柿子，乘上了公共汽车，往南机场去。我要把那袋又红又大的西洋柿，拿去送给母亲。

到达南机场克难路母亲居住的那间碉堡似的阴暗潮湿的水泥楼房里，来开门的，又是上次那个额上生满了白瘢的老太婆，她见了我，没等我开口便说道：

“你是阿丽的大儿子阿青，是么？”

“我给阿母送点东西来，阿巴桑，”我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