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2月14日，近卫接到通知，汪卫决定在18日那天，脱重庆；据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这个意外的变化，为汪卫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他跟陈璧君、曾仲鸣关起门来反复商量，终于决定冒险也得走！因为事机非常迫了，如果他打电话给彭学沛预留机位一事；或者陈公博如约径飞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合的行动，在在可使密谋败。再一次失信于东京，整个计划也就完了。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由衡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日战争，预计总要12月10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林的工作顺利，12月7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卫延期脱重庆的报告，近卫大狼狈。因为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同时为了合汪卫的行动，而又要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不经由记者招待会，而用在”大阪公会堂”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由于汪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代；”大阪公会堂”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时托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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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飞机，便知不妙。原来当陈璧君决定接受日本的意愿以后，便只飞往昆明去活动；由于昆明与法属安南接界，所以云南的法国留学生很多。而云南的主政者，不论是谁，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倾向法国。这样，龙云以次的云南有力分，在政治路线上接近曾久居法国的汪卫，是毫不足奇的事。

12月17日星期六，汪卫亲自打电话给通次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知欧亚公司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岂不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

决定12月18日这个日，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的空隙，利用脱逃。所以汪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党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18日赶到昆明。

龙云的变卦，当然不必

于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要作演讲为藉，在班机起飞之前3分钟，到达机场，除了汪卫，只有陈璧君与曾仲鸣；行李亦很简单。汽车直接开到机舱门，昂然登机——当时为防敌机袭击，政府所预定的客位，是何人使用，照例保密，连航空公司都不知，派在机场的保密人员，一看是汪卫，自然也不敢阻止。就这样轻易地飞到了昆明。

这只是应付了前的窘境，对于汪卫究竟能不能如双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行动？近卫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层政治圈内，知的人并不算少；如果闹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阁的风；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不甘味之。在重庆，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则日本决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时由于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这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大起警惕，认为汪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唱双簧”愚日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活动的结果，十分顺利；汪卫两次的行期，都曾预先通知龙云。只要他一到昆明，龙云立即发表”反蒋拥汪”的通电；而且估计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极可能响应。但就在第一次没有走成，到第二次终于走成的10天之间，龙云经过仔细算计，认为追随汪卫行动，是件”前程有限，后患无穷”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兴亚院”于12月16日正式成立，充分显示了日本军阀以民地看待沦陷区；倘或日本真的想求和，本不必有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