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间后，我们全都坐下来听。

没多久，克拉姆开始发作了。“不，索贝尔。不，不，不！这是什么？你想骗我吗？”

外面，芬尼滑稽地往后一缩，拍着一侧的脑袋，咯咯笑r，奥利里只好瞪着他直到他止住笑声。

我们听到索贝尔的声音，一两句含混的辩解，接着克拉姆又发作道：…人性本质之谜’——这是杂谈？这是琐议？你不能按照指示做？等等——芬尼！芬尼！”

芬尼迈着轻松的步伐小跑至门边，很高兴被召唤，我们听见他清楚、正当地回答了克拉姆的询问：是的，他已经告诉索贝尔专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是的，他已明确说明不能署名；是的，已经向索贝尔提供了丰富的闲谈资料。我们到的索贝尔的话很模糊，语调简洁平淡。到克拉姆粗声粗气的回答，即使我们听不清字句，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完了。接着，他们出来了，芬尼面带愚蠢的笑容，你有时候在张口呆看街头事故的人群中看得到这种笑容，索贝尔面无表情，死了一般。

他从地上拾起帽子，从衣帽钩上取下大衣，穿戴好，走到我跟前。“再见，麦凯布，”他说。“保重。”

我跟他握手，觉得我自己脸上也浮现出芬尼式的傻笑，我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你要走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与奥利里握手——“再见，孩子”——然后，犹豫着，不确定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握手。他勉强晃了晃食指，走到街上。

芬尼等不及要告诉我们里面发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声地说：“那家伙疯了！他对克拉姆说，‘要么你接受这个专栏，要么我辞职’——就是那样说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说道，‘辞职？给我滚出去，你给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说别的吗？”

转过身，我看到索贝尔的妻儿照片还贴在他桌上。我撕下来，拿着它跑到街上。“嘿，索贝尔！”我叫道。他到一个街区外了，人影已很小，向地铁站走去。我开始追他，在结了冰的烂泥里，我差点摔断脖子。“嘿，索贝尔！”可他没听到。

回到办公室，我在布朗克斯区的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装进信封，丢进邮筒，我希望故事就此结束。

可那天下午，我给战前工作过的五金行业期刊的主编打了个电话，他说现在他那儿没有空缺，但不久后可能会有，如果索贝尔想顺道来看看的话，他愿意面试一下。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那里的薪水甚至比《劳工领袖》给的还低，而且，那个地方适合那些父亲想让他们学点五金业务的年轻人——索贝尔只要一张口，可能人家就根本不会考虑他。可这还是聊胜于无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出办公室，就找了个电话亭，再次查找起索贝尔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尖细而虚弱的声音。它低沉而悦耳——这是我的第一个惊奇。

“是索贝尔太太吗？”我问，对着话筒傻笑。“利昂在家吗？”

她开始说“等一下，”可是又改口说“请问你是谁？我现在不打扰他。”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试着解释五金业期刊这码事。

“我不明白.”她说。“这究竟是份什么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