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工作。他甚至把家人的照片都带来了——疲惫可怜的妇人和两个孩子——他用透明胶带照片贴在桌上。而我们其他人，除了一盒火柴，从不会留任何个人物品在办公室过夜。

二月末的一个下午，芬尼把我叫到他油腻腻的办公桌前。“麦凯布，”他说。“想不想为我们做个专栏？”

“什么样的专栏？”

“劳工杂谈，”他说。“坦率的工会栏目，从杂谈或闲聊的角度出发——小幽默、人物这类的东西。克拉姆先生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栏目，我跟他说，你是这个栏目最合适的人选。”

我不否认我有点轻飘飘（毕竟，我们都局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是我也有点怀疑。“我能署名吗？”

他开始紧张地眨巴眼睛。“哦，不，没有署名，”他说。“克拉姆先生不想让这个变成署名文章。听着，这些家伙会把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给你，你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组织一下。这只是你在上班时间干的活，是你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说。“对吗？”

“没错。”

“不，谢谢，”我告诉他，接着，我觉得自己很是慷慨，我建议他找奥利里试试。

“不，我已经问过他了，”芬尼说。“他也不想做。没人想做。”

当然，我本该猜得到，他按名单挨个问过了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从这时已将近下班来看，我断定我接近这名单的末尾。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离开办公室时，索贝尔紧跟在我身后。他像披斗篷似的披着大衣，袖子空荡荡地晃着，当他敏捷地避开人行道上的一摊污水时，手紧扶着那顶布帽。“告诉你个秘密，麦凯布，”他说。“我要为报纸做个专栏。谈妥了。”

“是吗？”我说。“有钱的吗？”

“钱？”他眨眨眼。“我要跟你谈谈那个。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他领我进了铺着瓷砖、热气弥漫、亮堂的自动快餐店，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湿漉漉的桌子前坐下后，他解释了事情的龙去脉。“芬尼说没有钱，明白吗？于是，我说好吧。他说也不能署名，我说好吧。”他又眨眨眼。“做事聪明点。”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他总是像这样重复你的问题，玩味它，黑眉毛高高挑起，让你等待答案。“听着，我把这个芬尼看透了。这些事情他拍不了板。你以为他能决定这里的什么事么？你最好放聪明点，麦凯布。克拉姆先生说了算。克拉姆先生，个聪明人，别骗自己了。”他点点头，举起咖啡杯，可是嘴唇烫了回来，他撮起嘴，吹开热气，开始小心而不耐烦地抿着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