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那么极端急派的领袖也会变成陈旧过时，那十年期间的青年是无法相信的。当时人无法相信人还能更为激。可是，不到十年，更新的思想了当时青年的心中，易卜生，自由诗，自由改革，听来就犹如他们蔑弃的“知识分”一样陈旧，一样过时了。只有陈独秀教授成了托洛斯基派，在狱中憔悴孤独，苦度时光。

在姚家，大家的思想也是有儿分歧不一。因为当时偶像受到破坏者太多，涉及的问题也太广。姚先生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赞成寡妇再婚，但反对破坏家制度。珊瑚已经守寡很久，于是开玩笑说：“只要有人娶我，我可以再嫁了。”莫愁赞成德的“单一标准”所以她赞成《温少的扇》，反对《傀儡家》，断然反对白话诗，至少反对当时胡适等人的那些鬼东西。红玉则对新派提倡的东西一律反对，最反对的是男女同校制。木兰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但是她所赞成的是已经在《红楼梦》里用过的文雅的白话，而不是“引车卖浆者”中的白话，因为她崇拜林琴南，也喜中国旧文学。她服膺孔的学说，反对易卜生的理论，赞成男女同校，赞成娶妾制度，赞成祖先崇拜，但反对缠足。

立夫生就是激的格，自日本回国后，看到在激状态之下的中国，和他离国时的情形本上大有不同了。但是他并没投于此项战斗之中，一则是，他天生是个人主义者，不愿完全加哪一派。他的本是，若逢大家都异同声附合一个意见时，他偏要表示异议。他脑清楚，有真知灼见，所以不愿接受钱玄同对中国旧文学的诋毁。并不是他个人不喜钱玄同，因为钱玄同天真自然，像孩一样害羞，这就表明他有接受新的现代思想、事的无限希望。因为有一个归国的留学生告诉他，说俄国作家杜思退益夫斯基比《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更伟大，钱玄同就立即信而不疑。钱玄同有一儿神病——这神病往往使病患者升华而成天才。钱玄同住在大学的宿舍，虽然没有和太太分居，却单独居住，

陈独秀把小册作者犀利的笔锋，和急派革命分的情，合而为一。他有一直线的步理论，在《新青年》杂志上提来。大意是：时间的前是无法挽回的。每十年，每一代，都是稳定的向前展。在光绪二十四年，哪些人才是思想上的先驱呢？不是康有为梁启超吗？康有为在他那时代是维新派，可是现在却是个名声狼藉的保皇党，他的名字和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是密结而不可分的。在民国七年，谁是伟大的翻译家和西洋思想文学的输者呢？不是林琴南和严复吗？可是严复现在是个鸦片的人，而林琴南只是一个引人兴趣的老古董了。下一代，一定在上一代的维新派与那一代的先驱仆倒的上，踏过前。康梁林严，虽然对他们的时代确有贡献，可是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总结一句，他写：“同样，我们今天这批时代先驱，也会过时的，同样也会被十年后前的那一代抛弃于旁的。但是我们很乐于为后来者让路。”

曾文璞先生把所有那些革命派称之为野蛮人“无耻忘八”莫明其妙的假学者，信谈论自己并不懂的理论，尤其是孔思想更不懂（这话大概是对的），当时政治上的革命分说话时，上时常带外国字，他也觉得令人厌恶。他对那些鼓文化革命的人，恶痛绝，恨之骨。他甚至恭请林琴南到他家一叙，木兰大为喜。

立夫概括起来说：“新派争辩得并不明，旧派则本不能开对抗。”

阿非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这和当时新中国的青年一样。他反对孔教，赞成自由恋，赞成节制生育，也喜打网球。

语言文字上的打击还不足，因为随之还有对诗的韵律，诗的形式上的攻击，对贞躁的攻击，对寡妇守节的攻击，对家制度的攻击，以及对“两重德标准”、祖先崇拜，以及对孔教的攻击。这就引起了人心的动摇。一个激派首领在寡妇的婚礼宴席上讲演，拥护她再嫁，把孔学说称之为“吃人的礼教”激派的青年，听之大喜。混在些颇为有用的货之中，也有不少附带而来的东西，西洋归来的留学生极力鼓。少年的新中国不但有权利怀抱希望，而且确是大有希望。文化革命分把阿妹-楼薇（AmyLowell）的无韵白话诗当他们的新福音。他们醉心自由诗，那自由诗真自由到空无，他们提倡无韵诗，那无韵诗真无韵到一无所有。他们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介绍“民主”和“平民”文学，以及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杜威的哲学，自由恋，男女同校，离婚，提倡已经过时的天足运动，攻击纳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

曾先生不许曼娘看《新青年》。曼娘在园儿听见他们讨论的各问题，十分吃惊，尤其是节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