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吾国与吾民》里，曾指这占有一切的家族制度的弊害，它能够变成一扩大的自私心理，妨害国家的发展。可是这弊害在一切人类制度里都存在着，无论是在家制度里，或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里，因为人类的天本是有缺的。中国人始终觉得一个人是比国家更伟大，更重要的，可是他并不比家更伟大，更重要，因为他离开了家便没有真实的存在。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弊害也是同样明显的。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怪，——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变成怪，——把个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私人荣誉，甚至于个人幸福的最后目的完全吞没了。

失踪的哥哥。他的工作是困难到极的。他不知他的哥哥在什么地方，甚至也不知是否尚在人世。当时外旅行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明朝的政权已经倾覆，各地情形甚为混。然而，这位老人还是怀着宗教般的虔诚，不顾一切地门，到在城门上和客栈里张贴寻人的告白，希望找到他的哥哥。他就这样由中国西一直旅行到东北诸省去，沿途跋涉几千里；经过了许多年，有一天，他到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把伞放在墙边，他的哥哥的儿看见那把伞上的名字，才认他，带他到家里去。他的哥哥已死，可是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已经替他的宗族找到一个嗣了。

家族制度的理想必然是和私人个人主义的理想势不两立的。人类终究不能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人，这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不把一个人当儿、兄弟、父亲或朋友，那么，他是什么东西呢？这么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怞象名词。中国人既然是有生学的思想，自然先想到一个人的生学上的关系。因此，家族变成我们的生存的自然生学单位，婚姻本变成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誉的觉，也许是中国人生活上队伍神或集团意识的唯一表现。为使这场人生的球戏玩得和别一队一样好，或者比别一队更好起见，家族中的每个份必须谨慎，不要破坏这场球戏，或行动错误，使他的球队失败。如果办得到的话，他应该想法把球带得远些。一个不肖对自己和家族所造成的耻辱，是和一个任防御之责的球员接不住球，因而被敌人抢去一样。那个在科举考试里获第一名的人，是和一个球员冲破敌人防线，帮球队获得胜利一样。这光荣是他自己的，同时也是他的家族的。一个人中了状元或士之后，他的家人、亲戚、族人、甚至于同镇的人，在情上和质上，都可以靠他获得一些利益。因此在一两百年之后，镇上的人还会夸说：他们在某个年代曾经过一个状元。一

①上海英文《天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真孔》（“TheRealConfucius”）一文。我们得让这个巧妙的理论去表现其自的价值。关于家族理想的必要，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开的观念是把人类视为家单位的一份，而不把他视为个人。这观念又得一人生观和一哲学观念的赞助。那人生观可以称为“生命之”的原理，而那哲学则认为人类天赋本能的满足，乃是德和政治的最后的目标。

孔为什么这样注重孝，不得而知，可是吴经熊博士曾在一篇彩的论文里①说，其原因是因为孔世时没有父亲。《甜的家》（“Home，SweetHome”）一歌的作者一生没有家，这心理上的原因是相同的。如果孔小时有父亲的话，他的父观念一定不会着那么厚的传奇浪漫彩；如果他的父亲在他成人的时候还活着，这观念一定会有更不幸的结论。他一定会看他父亲的缺，因此也许会觉得那绝对孝敬父母的观念有不易实行。无论如何，他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不但如此，孔甚至连他父亲的坟墓在何也不知。他的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所以他的母亲不愿告诉他父亲是谁。当他的母亲死时，他把她殡于（我想他的态度是玩世的）“五父之衢”后来他由一个老妇人探他父亲的葬，才把他的父母合葬在另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家族的理想来代替西洋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家族的理想里，人类不是个人，而是家族的一份，是家族生活的主要份。我所说的“生命之”的原理，便是这个意思。在大上说来，人类的生命可说是由许多不同族的生命之所造成的，可是一个人直接觉到的，直接看见的，却是家族的生命之，依照中国人和西洋人的比喻，我们用“家系”或“家族的树”一词，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那棵树的一分或一个分枝，生在树上，以其生命来帮助全树的生长和赓续。所以，我们必须把人类的生命视为一生长或赓续，每个人在家族历史里扮演着一个角，对整个家族履行其责任，使他自己和家获得耻辱或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