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替她穿新衣的？"我责问。显然有些激动，但还庄严。

于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声中坐下吃年夜饭了。而我却好像不自觉的到非常的愉快。

五时半，最小的孩穿了红的新衣跑了来。

"我当然能找到。"我心有所不甘。

"这是因为厦门没有人来。不然，他们是会送来的。"妻说。

五时，我们吃着油煎年糕，仙的馥郁香味充满着屋，我惶恐地觉到我已犯了戒条。"我不愿庆祝什么除夕，我今晚要去看电影。"我决地说。

我原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期到那里去，你会知结果是怎样的。在归途上我发现我不但带了走灯、兔灯和几包玩，还带了几枝梅回家以后，我看到有人从家乡送了一盆仙，我的家乡因产这妙馥郁的仙而闻名全国。我不觉回忆到我的童年。当我接到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红对联，年夜饭，爆竹，红烛，福建橘，早晨的贺和我那件一年只许穿一次的黑缎大褂。

"我记得有一次在武昌路的一家广东店里买到完全一样的糕，我想我还能找到它。"

"蜡烛又是谁买来的呢？"我再问。

"不，你找不到了。"妻挑战地说。

"蜡烛谁的？"我又诘问。

中饭时，仙的香味使我想起了一福建的萝卜糕。

下午三时，我买了二斤半一篮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家了。

"周妈的。"是回答。

"阿经，拿去给我买些升鞭炮，捡最响最大的。记住，越大越好，越响越好。"

"哦，我买的？"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使唤，这一定是什么别的意识。

我想这有些可笑，回想我早晨所作的可笑是不及我那时脑和心志的互相冲突的来得可笑。立刻我被邻居的爆竹声从心理冲突中惊醒了来。这些声音一个连一个的我的意识中。它们是有一欧洲人所不能会的撼动中国人心的力量。东邻的挑战接着引起了西邻，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六时，我发觉炉架上光亮地着红烛，它们一层层的火焰向我科学意识上投来了胜利讽刺。这时，我的科学意识已经显得模糊低落而不真实了。

坐汽车倒是大的诱惑，我不喜在河边跑，我喜坐汽车。我很想到城隍庙去替孩们买些东西。我知这是灯的时节了，我要我最小的孩去看看走灯是什么东西。

"什么，不是早晨先生自己买来的吗？"

"你怎么能够呢？我们不是已请了TS——先生来吃晚饭了吗？"妻问。事情似乎糟了。

"黄妈替她穿的。"

我是不甘被他们击倒的。我从袋里一元钞票，对我孩说：

"今年没有人再送我们萝卜糕了。"我不快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