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妨顺便提一下儿民国十五年从北京大学的大逃亡。在奉军张宗昌占领北京之后，军方抓去了两个报的编辑邵飘萍和林白，在当夜十二钟之前就拉去枪毙了。我们知北洋政府是开始下毒手了。当时军阀手中平时坦直批评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单上，共有五十四个人名字，包括共产党员李大钊。这个人倒是很老实，谁都对他有好评。泽东曾在北京大学了一段图书馆员，那时已经离职去组织共产党了。他们都藏在东民巷的法国大使馆。我家在东城船板胡同。当时我也预先了准备，必要时墙逃走。我好一个绳梯，急时可以拉阁楼。我后来以为不够安全，于是去藏在林可胜大夫家。那时我有两个孩，小的才三个月大。在林大夫家藏了三个星期，我决定回厦门去。由于朋友联系，我和鲁迅，沈兼士，还有北京大学几个很杰的人，和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我们前去教书。北京大学这批教授一到，厦大的国文系立刻朝气蓬。向第十一世纪兴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厦"东西塔"送上了一项研究计划。这却引起了科学系刘树杞博士的嫉妒。鲁迅那时单独住在一，他的女友许小已经单独去了广州。我住在海边一栋单独的房里，我觉得为福建人，却没尽到地主之谊。由于刘树杞的势力和毒狠，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时正在写他的《小说旧闻钞》。他和他的同乡报馆的朋友孙伏园一起开伙。他们吃的是金华火，喝的是绍兴酒。他在这情形之下，当然是无法在厦门待下去。他决定辞职，到广州去。他要离去的消息传后，国文系学生起了风，要驱逐刘树杞。我也离开了厦大，到革命政府外长陈友仁下去事，我对陈是一向佩服的。他曾和英国涉，收回了汉租界。了六个月之后，我对那些革命家也到腻烦。从民国十六年，我就开始专心写作了。

在别的文章里，我提过蔡元培，他是北京大学校长，把北京大学变成了全国的改造中心。我们大家都向他敬称"蔡先生"。在国民党元老当中，他是唯一真正了解西方的。他中了士，又是翰林院的翰林，这是人所争羡的，他也是国民党党员，在成立兴中会时，他和中山先生很密切。在康有为、梁启超保皇党瓦解之时，到法国、德国去求学。他归国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把学术自由奉为第一要事，在北京大学里，教授的新旧派是兼容并包。他聘请旧派名儒刘师培、黄侃、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辜鸿铭在人人都已剃去了辫之后，他还依然留着，表示忠于清朝。著名的英国小说翻译家林纾，他仍然称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之言"。他曾写过洋洋万言的长文为文言辩护。另一方面，蔡元培也为胡适、陈独秀、沈兼士和《新青年》那一派敞开了大门。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于细节。蔡夫人曾经说："米饭煮得好他也吃，煮焦了他也吃，"但是对重要的问题则严格认真，绝不妥协。我记得反对凡尔赛和约割让山东半岛给日本时，蔡元培站起来说话，他的声音很柔和，他说："抗议有什么用？我

生的好朋友，并且大家都是自由主义者。在外人看来，这两个杂志之间那似乎夸大的对立，事实上，只是鲁迅和陈源的敌对而已。对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屠杀学生一事，《现代评论》是采取亲北洋政府的态度，《现代评论》这只顾自己利害的态度，激起了我们的愤怒，才对他们发动抨击。后来我们之中有人喊"不要打落狗了。"鲁迅却说："落了的狗也要打。即使是学会向主人摆尾的北京狗也要打。"他的原文已记不清楚，大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