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仰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别人涉我。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旁而不认识他一样。他说话，就快人快语，没兴致时，就闭不言。

"你整个下午都在白鹭窠消磨过了。他们的茅屋在西山的一个突的地方。一个女孩站在空旷，后有青天陪衬，发在风中飘动，就比平常得多。她决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她浑的骨的结构就是昂然立的。"

家母嫁得晚。她为人老实直率。她能看闽南语拼音的《圣经》。不什么农夫，她都会请到家喝杯茶，在天请人到家乘乘凉。她虽然是牧师的太太，但从不端架。我记得母亲是有八个孩的儿媳妇，到晚上总是累得疲力尽，两只脚迈门坎都觉得费劲。但是她给我们慈，天地厚般的慈，可是女对她也是同样德报恩。我十岁，也许是十二岁时，我的几个就能够家中沉重的事情，母亲才得安闲度日。二和我总是向妈妈说些荒唐故事，以逗妈妈为乐。等妈妈发觉我们逗她，好像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就喊："本没有这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母亲一向牙齿不好，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嘴。

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锐而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在那些长老会牧师之中，家父是以极端的前派知名的。在厦门很少男孩听说有个圣约翰大学之时，他已经送自己的孩到上海去受英国语文的教育了。家父虽然并不健壮，他的前额，下很相，胡须下垂。据我的记忆，我十岁时，他是五十几岁。我记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辈分的牧师在一起时，他那悠闲的笑声。他对我们孩，倒是和蔼亲切，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论，他也有几分严厉。纵然如此，他还不至于不肯和我们开玩笑，他还会把一个特别的菜放在母亲面前，有时也给母亲布菜。厦门是光二十九年中国五通商后开放给西洋人传教的一个都市。父亲说的笑话之中，有一个是关于在厦门传教的先驱搭拉玛博士。当年的教堂里是男女分坐，各占一边。在一个又又的下午，他讲时，他看见男人打盹，女人信聊天儿。没有人听讲。他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说："诸位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安稳一儿了。"

细老说："自然啦，我们的童年的日，童年时吃的东西，我们常去捉虾捉小鲛鱼，泡泡使脚清凉一下儿的小河——那些简单幼稚的事情，虽然你并不常想，可是那些东西，那些事情，总是存在你心坎儿的的。并没有消失啊。"在另一本书里，我也写过赣柏英她那山间的茅屋。《赖柏英》是一本自传小说。赖柏英是我初恋的女友。因为她持要对盲目的祖父尽孝，又因为我要洋留学，她就和我分离了。

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他的话快有味，平常老百姓都能听懂。

我们兄弟六人，妹二人，我是倒数第二。在家，男孩规定是应当扫地，由井上往缸里挑，还要浇菜园。把桶系下井去，到了底下时，让桶慢慢倾斜，这技巧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井上有边缘，虽然一整桶够沉的，但是我很快就发觉打满有趣，只是厨房里用的那个缸，能装十二桶，我不久就把倒推给二。那时我们还不知皂是什么东西。等我十岁左右，母亲用一豆饼洗手时，有一粘。后来，我们用皂，是由商务

那么…可是人都赞天大楼呢。他们不像你把天大楼和山相比啊。"

据我所知，家父是个自学努力成功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卖米给囚犯，获利颇厚。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两地距离约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儿上有一个瘤，是由于担扁担磨来的，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给一个牧师担一担东西，表示不拿他当外人。那个基督徒对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怜悯心，让他挑得很重，那些东西里有盆有锅。那人还说："小伙，你很好。你挑得动。这样儿才不愧是条好汉。"直到后来，父亲还记得在那个炎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担东西。这就是他赞成劳动的缘故。

我记得他和当地的一个税吏打过一次架。那个税吏领有执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镇上，由他自己斟酌决定收取捐税。有一个卖柴的人，费了三天工夫，斫柴，劈成状，烘熏成炭，由山中运到集上卖。每一捆卖两百铜钱，而税吏每捆炭要他纳一百二十铜钱的税。家父赶巧在旁经过。看见税吏欺负穷人，上前涉，于是恶语相侵。人群围起来。最后，税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长者地位，答应减低捐税——减低多少，已经记不清。但是父亲回家告诉我们这件事时，税吏的邪恶不义，还让父亲怒火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