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生死观为小泉参拜开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岗,《参考消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二战后期,德国首都柏林被盟军攻占,国土被美、苏、英、法四个国家划区占领。挑起战争的希特勒已经自杀,代表德国投降的人并不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盟国对德国的清算是彻底的、无情的。但日本与德国完全不同。它在盟军踏上领土之前投降,政府机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天皇及以下官员因投降而受到善待;占领军只有美国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需要日本作为反共前沿阵地。因此,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暴行没有受到认真的追究。
从慰安妇问题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强权”而非“公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任之后说,慰安妇都是自愿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强征的事实。中国和韩国对此都非常生气,但安倍坚持他的观点,不为所动——直到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就此问题道歉。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对慰安妇的道歉。路透社报道“中国的严厉批评可能会使日本选民感到生气。但是让日本的亲密安全盟国——美国生气可能会损害安倍的形象”这里说的“日本”是日本的全体选民,而非某些政客。安倍迫于美国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本国选民的压力,对日本在亚洲强征慰安妇之事道歉,并非由于他承认这一事实。路透社的这条新闻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当亚洲各国政府批评日本时,没有人在意,但是当《纽约时报》报道此事时,他们就得作出反应。他们担心美国精英生气。”路透社东京2007年3月11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3月12日第一版。日本人只服从强者,不服从事实。慰安妇事件再明确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济南大屠杀…等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战争暴行,无力摆脱靖国神社的阴影,无法和邻国达成彻底的谅解。且不论道德上的得失,在战略上,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和韩国不同,日本并无强敌压境,而且拥有先进的海、空军,却把外交建立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之上。虽然德国同为战败国,同样有美国的驻军,却可以采取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够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采取和美国不同的政策。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中国的历史是落后挨打的历史。究其原因,中国的愚昧、腐败和内乱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外来干涉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这105年中,中国的内乱与外患是相辅相成的,两次现代化努力都毁于日本侵略。晚清持续50余年的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战争。在北洋时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继承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前后,日本先后发动济南事变(1928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先是制造事端,步步紧逼,然后大举进攻,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中国晚了一步,此后步伐缓慢,于是步步落后于日本,处处受制于日本。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很快就投入建设,而中国则陷入内战。内战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断的早期国共内战的继续。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岛后,大陆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内乱和灾难,在1979年重新开始现代化建设,至今进展还算顺利。中日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国仍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落后的起点在19世纪后半叶的改革迟缓。
东亚的和解道路
日本学习太快也并非没有坏处,因为它没有睁开眼看清自己的道路。到了19世纪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扩张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这辆将要倾覆的彩车,且一发而不可收,结果为世界带来了灾难。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视这场灾难。
日本的侵略战争持续了10多年,夺去了大约2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和6万多西方盟军的生命。其中中国人超过一半,还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国人。日本人也因战争死亡了310万。《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3页。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和其他许多重大的代价之后,世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谁是战争的元凶。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彻底清算不同。在日本,没有一个人是元凶,每一个人都是在执行命令,却不知道是谁的命令。他们都可以声称不承担责任,而日本的最高权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则被塑造成一个和平爱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战争又的确爆发了,那只能说明日本被迫应战。日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对美开战的原因之一;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那时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还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这些都是借口。199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经济不景气持续了10多年,这与日本官方极力掩饰政治、经济、金融结构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关系。这些只是内部问题。日本在对外政策中掩饰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残杀这样的问题上。这种鸵鸟政策大概就是所谓的“耻感文化”吧。
对付这个问题有一些办法。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是“慎独”的修养,在法家则是严刑重罚,在民间信仰中是“头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则为恶人准备了地狱。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监督力度。对于日本人,大概是现代国际政治文明更有用处。
日本是否接受战败的历史,不再向战犯致敬,还与中国是否强大,能否赢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关系。鉴于这一点,中日的最终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牵涉到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仅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是不够的。即使到了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日本的1/10,因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仅此一项就不足以改变中国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说两国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日本不能改变轻视中国的态度,中国人就不可能改变反日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