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接着说：三权在握的国家机关可以用它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去毁灭每一个公民”《论法的神》上，156页。，从个人到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独裁者反对分享他们独霸的权力，拒绝归还本来属于人民的自然权利。因此，专制政一定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当作最大的敌人或潜在敌人，本能地镇压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挑战——真实的或幻想的挑战。独裁者们不仅直接享用绝对权力，还从绝对权力中获取无限利益，并且还要福泽广被孙（但经常是祸及孙）。任何力量都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把权力的使用方向对准本国人民，必然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国家财富来自纳税人，然后被用来压制纳税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因压制而产生内。其实，一个较稳定的专制政也在内之中，因为人民总是被独裁者当作潜在敌人，需要“戡”对内镇压的后果必然是减少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甚至是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其他国家对它的压迫政策的支持或漠视。在中国，这现象在清朝末期表现得非常清楚。

霍布斯、汤因比和汉的比喻

显然，霍布斯认为海洋和陆地对人类的贡献是对等的。在陆地上，游牧的草原、农耕的平原和荒凉的沙漠有一个共同，它们都是广阔而平坦，便于瞭望，便于通过。当然，与草原和平原相比，沙漠的自然条件要恶劣得多。但沙漠也有边缘、河、绿洲，可以使用骆驼队运输。在那里，贸易和通比在山区方便一些。沙漠和大海有重要的相似之。在汉语的某些词中“海”有时候指沙漠。“瀚海”（翰海）就是一例。瀚海起初是一个译音，地望不是很明确，在汉朝时大概是北方的一个湖（呼湖、贝尔湖或贝加尔湖），也有可能指今天蒙古国境内的杭山。参见《辞海》“瀚海”与“翰海”词条。唐初设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的前），辖境在今天蒙古国北及与之毗邻的俄国地区。“瀚海”的名称保留至今，内、外蒙古边界上的盆地被称为“瀚海盆地”到了后世“瀚海”泛指大沙漠，以其浩瀚似海而名之。所以“瀚海”实指沙漠，不是大海。如果沙漠看似大海，那么，草原就更像大海。

无独有偶，海权倡导者汉从相反的方向看地理因素。汉把海洋比作沙漠，以此来调海洋的重要。在谈到布匿战争时，汉认为罗人取胜的原因是他们“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过罗人对海洋的控制”A？T？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7页，解放军版社，2006年。因此，在罗本土和西班牙之间，罗人可以经过地中海互相支持。攻南欧的迦太基军队却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与北非本土的通线受到罗海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军队之间的联系也只能通过陆地长途跋涉，疲于奔命，最后被罗军团各个击破。说到此，汉似乎意犹未尽，又打了个比喻：

丝绸之路是从中亚诸多大沙漠和绿洲经过的贸易通。穿越沙漠（或瀚海）的骆驼如同海上的商船，因此被誉为“沙漠之舟”在丝绸之路上，商人们牵着骆驼，穿越一片又一片沙漠，一站又一站地（很少有商人走完全程）把中国和罗连接起来。丝绸之路从亚洲内陆的沙漠通向地中海，而沙漠和大海在这条商路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布罗代尔指，地中海有三面连着辽阔的沙漠：南的撒哈拉沙漠、东的叙利亚沙漠、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原文如此。他不会混淆沙漠和草原，应该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他说：

汤因比也有个布罗代尔式的误差：在这四语言中，前三更多是通过沙漠传播，而非草原。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是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非、阿拉伯半岛、中亚和西亚。这一大片地区连在一起，共同是旱，沙漠广布，草原稀少，有一些绿洲。

草原像“未经耕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海洋和草原的这相似之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234页，上海人民版社，1997年。

三权分立与四权合一

质的数量，被自然限制在一些商品的范围之内，这些商品上帝往往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的双——海洋与陆地无偿地赐予人类、或是以劳动为代价售予人类。托斯？霍布斯：《利维坦》，19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引文自第二十四章“论国家的营养与生”从中可以听见后世地缘政治学家的“国家生命”的先声。

更要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各国军队的组成不太一样，不过，一般都会有陆、海、空三军。此外，少数国家还有海外涉的海军陆战队、外层空间的太空队、虚拟空间的信息队。早期军的结构较为单一，中的就在中，陆地的就在陆地。在过去100多年中，军队已经呈现立发展的模式。陆军有在空中作战的航空兵；空军有在陆地作战的空降兵；海军有航空兵，还有陆战队，他们的任务分别是在空中和陆地作战，也有从空中向陆地攻击、从陆地向空中攻击的能力。在国，海军陆战队是一个独立的军，拥有自己的飞机、坦克和军舰，三位一又自成一。陆战队为国的海外战争充当先锋，是一支可以独立作战的军队。如果拥有良好的侦查、通讯和指挥系统，通过外层空间的卫星，各军还能够在战争中互相支持，协同作战。各军的装备不同，训练场地不同，攻方式不同，却有共同的、而且应该是唯一的目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军人打击敌人的手段受到国际公约和德准则的制约。但是，军人必须时时尽力突破地理的阻碍，减少空间因素对它们打击能力的制约。

在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中，麦迪逊又写到：“不能否认，权力有一侵犯质，应该通过给它规定的限度在实际上加以限制。”《联党人文集》第48篇，252页。他们限制权力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麦迪逊后来当选为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国的建国之父是老练的政治家，都有机会通过总统选举或当选总统的任命获得很大的权力。在设计宪法和塑造传统时，他们都知他们的大致前途。但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给国家权力上笼。否则，必定是国人民被上枷锁，国的自由与杰贡献都不会现。这是国建国之父的伟大之。

富勒的预言很准确。在10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德国的装甲队在库尔斯克、奥廖尔一带的大平原上行了一次决战。草原上的坦克或许像是海洋里的军舰吧。

四权不是全。国家间的对抗不仅包括所有四权，还包括国家的综合实力、人民的意愿和意志等等诸多复杂因素。如果省略掉某几个因素，必定会在计算均势时现失误，有时会是重大失误，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灾难。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受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财政资源、质资源等诸多限制，并面对长期利益（如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与短期利益（如某武的开发或购买）之间的平衡。掌握各权力的长官为他们的门争取更多的资源。国家的决策者们必须站在更的位置综合判断：适合这个国家的力量组合是什么？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力量组合？什么样的力量组合可以发挥最大功效？在综合考察和判断过程中不能割裂四权，也不能忽略国家的长期利益。毕竟，拥有打击敌人的最大权力，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这片沙漠里，罗人占据了资力雄厚的科西嘉和萨丁岛“山脉”在塔拉戈纳、利利厄姆和墨西拿构筑了固的哨所，占据了那亚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并将赛和其他据的要实施联防；假如罗还拥有一支能够随意穿越沙漠的武装队；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在这里于劣势，为了集中队又不得不绕大圈，我们上就可以看清这军事形势，这支特殊队的价值和作用就毋庸赘述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7页。

四权可以表现为实实在在的质，而三权虽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却是不可见、不可摸的。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四权的使用目的与三权相反。四权是对外的政策工，用于维护国家的整利益，对付敌人。在国际关系中，四权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制约，还必须彼此加。本来，在战争中就是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击敌人。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敌人产生“一切便都完了”的可怕预。在使用过程中，四权不是互相排斥，不是拥有了其中一个就必然失去另一个。在空间上，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后面的“权”的范围大于前者，有时还能够包围或覆盖前者，加前者的力量。所有权力都以陆地为基地。

汤因比指，古希腊语、来语、波利尼西亚语和英语都是通过海洋传播到广大的区域。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在相近的海岛之上，人们说同一语言。在草原周围也有类似的语言现象，证明了对于人类，草原和海洋是何等相似。汤因比列举了四语言作为例证：

沙漠商队对地中海的贸易既必不可少，又有所依赖。…地中海的历史磁场，一极在欧洲，另一极就在辽阔的沙漠。这些荒芜的海岸引着地中海，地中海也引着这些地区。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2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在平坦的地区，例如俄国南大分地区，除江河、森林外，没有影响履带车辆运动的障碍。因此在这些地区，未来的作战很可能类似海上作战。J？F？C？富勒：《装甲战》，41页，解放军版社，2006年。

汉、特纳以及国的扩张

中国学者在调海权的时候，总是要提到汉，却往往忽视了汉的同胞、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或本对他一无所知。与汉注重海权不同，特纳研究的是国边疆由东向西的扩

在汉的这个比喻中，用“草原”替换“沙漠”不会有很大的差别。沙漠的环境比草原的更严酷，需要更加特别的技术和装备才可以顺利通过。汉用沙漠为比喻更能调海洋的重要。从两人的比喻可以看，虽然海洋和陆地看起来区别很大，它们有一个共同价值——通过。汤因比是历史学家，汉是军人。所以，汤因比侧重文化的传播，而汉关注军队的通。他们都锐地看，沙漠（草原）和海洋都是通要。在克服地理障碍之前，沙漠（草原）和海洋最适合远距离运输和传播，因为它们平坦而广阔。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先在国结累累硕果。詹姆斯？麦迪逊是三权分立的积极倡导者。他因此被誉为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言论是孟德斯鸠式的。他写到：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论法的神》上，156页。

作为人类早期的迁徙和贸易通，沙漠（以及草原、平原）与海洋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另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草原比作“无的海洋”他在研究语言的传播路径时发现：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内，国家的责任是保障全国民的自由与平等，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国家的责任则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和尊严，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张本国的利益（过去还有土地）。行有余力，再考虑世界的整利益，如气温上升、扩散等问题。在无政府而且弱的世界，各国只能自求多福，不能依靠其他国家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军队的作用是防范潜在的外国威胁，不是为了镇压本国的公民。一旦和平手段不能解决国际争端，就可能需要动用军队，使用有限手段乃至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敌人。这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导致国家患上神分裂症。在最好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善恶织的。但在现阶段，病症不可避免。其治愈有待于国家的消亡，成立拥有最权力的全球联合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实现全世界的民主与大同。这是一个遥远的前景。目前，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残酷的现实。

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播，在今天还有四这类的语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历史研究》上，234页。

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政。《联党人文集》第47篇，246页。文章发表于1788年2月1日，署名为“普布利乌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三人共用的笔名。在1787年10月到1788年8月之间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推动费城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宪法获得通过。

各大国争夺权力，不太在意别国的损失——除非得不偿失。在国内政治中，权力也同样重要。更重要的是权力的来源与合法。20世纪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国内的专制不可能增该国在国际上的权力。在国内政治制度设计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彼此制衡，才能防止权力者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一国之内的专制比国际社会中的专制要坏得多。因为各国有军队，即使不足以和霸权直接对抗，也可以维持独立。况且各国还彼此牵制，即使超级大国也没有能力完全独断专行。但在专制国家中，权力度集中，没有独立的个人。与国家权力相比，个人极其渺小，在受到压迫时本无力反抗。专制的国家机是人压迫人的暴力工，而不是个人权力的保障系。在民主国家中，如果权力不能互相制衡，民主就得不到保障，国家必将走向专制。权力失衡必将损害全国民的权利、国家的未来发展潜力，以及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是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必须分立的原因。他警告说：

所以，权力的均衡（均势）是一个很复杂的计算难题，有时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

最后再加一个草原（或沙漠）与海洋的对比。它自装甲战理论的首创者之一富勒：

在人类天空和太空之前，他们的活动场所在陆地与海洋，即地球的表面。权力始于陆地，然后到海洋。即使对于一个岛国，它们也同等重要。英国人托斯？霍布斯（1588-1679）生那一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海洋霸主国家。霍布斯把海洋和陆地比作为国家提供“营养”的“母亲的双”霍布斯把海洋放在陆地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