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四位德国学者的贡献可以看，现代地理学在其创建早期有着近乎纯正的德国血统。当年德国对外关系中的最大难题是地理困境。德国地理学家们没有回避这个挑战，况且他们有极好的人文知识修养，能够把地理学、人文知识、国家前途等要素综合在一起分析。于是，地缘政治学在德国应运而生。

国家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决定。其实，任何之间的关系都与它们的空间位置有关，这条原理在几何学和理学中同样适用。解析几何用空间位置表示数字，却不完全属于代数学或几何学。同理，不应当把地缘政治学看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两者有很大的重叠，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缘政治学的历史早于国际关系学，其范围经常大于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前者更多地涉及国内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人、经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现代技术已经缩小了地理造成的差异。移民的动使得地理对格、风俗的作用有模糊起来。取、制冷设备的发明，使得寒冷和炎地带的人们能够像在温带一样有效地工作和思考。发达的医学能够控制住大分带传染病。现在是资金，而不是技术，在阻碍那些传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在全球贸易时代，带和寒带的人们也可以得到足够的品，只要他们有钱。在信息时代，地理和距离已经不再能阻碍技术的传播，对技术的使用也较少受到地理和气候的限制。比如，过去生活在带丛林里的人们不可能骑，不能享有驯化匹给人类带来的大步和军事优势，但他们现在可以开汽车，把砍倒的木料运到市场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远远没有消失。消失的带雨林正在报复人类。

动学家们已经证实，人类的行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时期，或更久远以前。当公猴们为争夺猴王地位而使用计谋和暴力时，国内政治现了。当猴群之间为争夺和地盘而开打时，国际政治显现了形，而且已经带有了烈的地缘政治彩。

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创始人是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上面的四人之一）。拉策尔的贡献不限于地缘政治学，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3页…在当时，地理学、人学、博学（包括植学、动学、地质学）等学科是织在一起的。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尔的主要兴趣在人与文化，他的中心论题是“文化分布是历史上迁移和模仿的反映”《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7页。拉策尔首先提了“世界大国”（Weltmacht，worldpower）这个概念。他认为，

加尔布雷斯在破折号之间给的是对权力的一般定义。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危机再次证实了加尔布雷斯的判断。资本权力、理权力被权力的拥有者滥用了，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危害不亚于一场大战。权力是原始的望，这些国家有自我扩张的本能，无所不在，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造成危害。国际政治是权政治，很少有正义可言。国际关系是权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领域之一，只有集权国家的内政可以超过它。

与蒙德一样，兰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大作用。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国家的贫富与地理有关。兰德斯指：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带和亚带。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第一章标题下的文字，新华版社，2007年。

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丹（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人民和国家的特。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气候与土壤等环境因素决定了法律、风俗、宗教、勇敢与懦弱。比如，孟德斯鸠有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隶的服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神》上册，28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这些观可以看是地缘政治学——以及地缘文化学——的早期源之一。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批判，国最好的一些大学甚至取消了地理系。但是，地理对历史影响仍然存在，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相关研究仍非常兴旺，且成果不凡。近年《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和《国富国穷》（1998年）两本书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叹。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生学家蒙德提了他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观早已存在，在后民时代受到批判，那时把南方的贫穷归咎于白人的剥削（当然有这个原因，但在长时期内，地理和气候的作用更大）。兰德斯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并且为地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当然，国家的富饶或贫穷有许多原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业神、创新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兰德斯告诫读者“地理只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国富国穷》，5页。在现代，由于技术的步，地理和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被缩小了很多。

古希腊文明的心区域濒临地中海，土地贫瘠，贸易发达。所以，古希腊人见多识广，对于地理环境的变化非常锐。希罗多德总是详细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即使在希腊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中国文明心区地内陆，大片区域的环境较为单一，与外界较少。因此中国古人对地理因素不是那么重视。古代兵书是个例外，但其讨论范围限于小区域内的地形。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也留有对国家地理位置的分析。但不过寥寥数语，而且大多记录的可靠较差，不足为凭。另外，史书的“地理志”也很简略，多记载数字，不注重地理对风俗的影响。但中国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话虽然简单，却是人人皆知，非书斋里的理论可比。更可宝贵的是，这句话把地理因素当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与天地并列，没有以偏概全，因此更为妥当，不会走向地理决定论的极端。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公孙丑下》。他夸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轻视天、地了。

地理对人类文明化的影响

今天，人类最发达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欧洲、北、东亚这三大人密集区域的纬度大致接近。当然，它们的南北向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10个纬度。其中，欧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为有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影响，欧洲的气候比北和东亚的更宜人。今天的地缘政治角斗的主战场也在欧亚大陆，以北温带的争夺最为激烈。关于古文明的规律有个小例外。洲有三大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其中玛雅位于带，印加地南半球。但南古文明现的时间较晚，发达程度也较低，规模也不大，而且在欧洲人到达时已经衰落了。欧洲人凭借他们的匹和钢铁（刀矛、枪支）在新大陆横冲直撞，印第安人毫无还手之力。洲的地理环境不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即使在后来，在现代化程中，南虽然起步比东亚早百余年，但日本、韩国已经超过了它们，中国的发展势也很好。这里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地理是影响人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古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两河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域、黄河和长江域（中华文明的源不仅仅在黄河域）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温带。希腊、波斯等古文明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两河域和埃及通过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域和印度河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动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使者的作用。他们还时常南下侵略，为古文明带去新的血和新的技术——最显著的是匹和战车。在古文明中，中国的地理位置最偏僻，与其他文明的距离最远、联系最少，而且人也不同。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最为独特，但现的时间也较晚，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价。不过，即使在史前时期，中国仍能够通过北方草原与西方（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诸文明保持着联系，但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诸文明相比。

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够说明历史。“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24页。《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他对这些模式的解释。蒙德的研究从大约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时开始。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地理环境仍在决定着各民族的命运。——当然，宗教徒可以认为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欧洲人数百年来的优势是欧洲地理带来的。蒙德说：欧洲民族与非洲民族的差异“是由于地理学和生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434页。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地理的影响之后，人类才有可能借助技术改变人类在环境中的被动，和在不利的地理环境中创造更多的知识和财富。

，上海财经大学版社，2006年。引文所的文章是“权力与有用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错误也是忽视了权力对市场的涉，而市场的利益如此大，那些本应留在市场之外的权力（如政治权力）不可能不渗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的诱惑和压力而加以涉。在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市场几乎为政治权力全把持，形成统制经济及权贵经济。

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贾雷德？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7页，上海译文版社，2006年。

人可以动，从消失的森林到城市，从一国到另一国，并可能在动中改变格（格更多由基因决定，而基因是环境千万年作用的结果）。国民可以去寻找别样的生活，国家却不能搬迁，其对内对外政策、文化与经济仍然受到地理的诸多限制。与个人相比，国家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气候等方面。几百年来，民族国家为了土地而战；在和平时期，它们需要据地理等因素为国家间政治安排，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好准备。这是以地理为基础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学的存在理由。地缘政治学家布津斯基总结说：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不会消亡。国家间的冲突将以各形式持续下去，领土冲突是其中之一。即使领土冲突不再突，而是被伊拉克石油这样更准确的目标所掩盖，各国也会为了在冲突中夺取优势而寻求更佳的战略地位。所以，地缘政治学将继续发展。

近代地理学的起源受地质研究的启发。把地理学发展为一个现代学科的是亚历山大？冯？洪堡亚历山大的哥哥威廉？冯？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语言学家，还是普鲁士的外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国的文理中学制度，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学术自由的大学是德国崛起的重要保证，国向德国学习大学制度，也成为世界大国。（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1779-1859）。他们都注重地理学中人的因素。洪堡从地理学和宇宙学的研究中看到了“人类平等原则”和“个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则”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3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李特尔声称：人是地理学的心，地理学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近代地理学创建人》，46页…洪堡和李特尔都是德国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一年版了《起源》“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将刻影响到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在洪堡和李特尔之后的地理学大家则有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和斐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这两位学者也都是德国人，同样有过在洲旅行的经历。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间（1868-1872）在中国北方考察地质，在后来的中国地质学界有很的声望。他提了黄土原的风成说，还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此外，李希霍芬还提醒德国注意山东的煤矿和胶州湾海港。1897年，德国抢占胶州湾作为军港。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自从民族主义崛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被剥夺。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突。兹比格纽？布津斯基：《大棋局：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49页，上海人民版社，1998年。

今天“地缘政治”已经是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词之一，不仅政界人士经常使用，记者也在频繁使用。但是，与许多常用词一样“地缘政治”的义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中。一般而言“地缘政治学”是从国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征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行的研究，而“地缘政治”则是与地理相关的国际行为。在日常用词中“地缘政治”似乎有取代“国际政治”的趋势。的确，这两个词的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是内涵的侧重有所不同，前者调地理因素，后者突国际关系。

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兴衰本书不详述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国内至少已经过两本有关书籍。其一是国玉奇、B？П？丘德诺夫合著的《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版社，2007年。其二是杰弗里？帕克的《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版社，2003年。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大量错误，但仍有一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