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外组稿在次年初夏。这次的目标不是名家，是山西大同地区一个山野小县的两位作者。郝主任从来稿中发现了这小县里两位作者的潜力，于是便生找到作者与他们面谈的愿望。我并不了解如今编辑们对于一般作者的组稿方法，只觉郝主任的愿望委实有些崇。《山》虽小，却也不至于就缺少外省两位不知名作者的稿。请他们前来改稿也不算不礼貌吧？我们却直奔他们而去了。

我记得作者请我们吃莜麦面“猫耳朵”请我们吃一很香的吃不黑嘴的葵瓜。当我看见他们对我们的到来受动时，当我看见郝主任同他们把稿的修改意见谈得那么时，我才觉得此行并不多余。

我对编辑工作渐渐认真起来，我不想说那纯粹是因为吃了一位女作家的红烧块。我相信以诚相待的魅力，当年郝主任鼓励我拍门本就是一诚恳了。这使我对自己在电车上的那份虚荣觉了不自在。

主任迷了路，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走。郝主任居然指示我狠敲两扇闭的大铁门说这就是柳溪的院，我却怀疑那是两扇久已不开的大门。郝主任执拗地持着自己的看法，那神儿分明告诉我：敲吧，这门里定有平等待你的诚恳。我拼命敲起来。直到我扒着门看见贴大门堆积着十几个肮脏的垃圾桶时，才说服郝主任这门肯定许久不曾开过。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院，柳溪和她的先生正坐在饭桌旁认真等待。小屋里弥漫着的香味，桌正中有一只砂锅，块就盛在那里。

并不是每一个被寻找的作者都能成为作家，并不是每一次寻找都能大见成效都能抓住刊所需的条。那两位作者如今还写吗？我不知。他们还记得那年与我们的相聚的吗？我不知。但我从来也没后悔过那年夏天跟随郝主任对他们的寻找。刊与作者的情就是这样产生的吧？《山》的小楼上有婴儿的布，有本地的甜面酱，更重要的是那个编辑里有编辑们忱的愿望，有人们力所能及的一份认真。如今《山》已经离我们而去，代之而来的是《荷淀》的诞生。《荷淀》仍然在那座旧楼里，主编仍然是郝建奇。这使从前的一切突然近在前。虽然我早已离开那座小楼，虽然我已许久不编辑，但我仿佛又要跟着郝主任外组稿了。我还会站在天津的解放南路去拍那两扇永远也拍不开的大铁门吗？我还会在外省的长途汽车上同不相识的男人吵得面红耳赤吗？当我远离了从前的一切，才发现在《山》的日里我曾经收获的并不仅是一名编辑的职责和本分。

路不太顺畅；先乘火车到大同，第二天凌晨四就赶到长途汽车站再买汽车票。票是买到了，但上车后才发现我的座位已被没有座位号的一个男人抢先占去。我知我们要坐五个小时汽车才可到达那个小县，于是持要那男人让我的座位，他却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这使我非常气愤，这气愤甚至令我想到了此行的多余。是谁使我站在人声嘈杂的汽车上同一个不讲理的男人争吵？是郝主任和他的计划。当我看见郝主任对那男人的恼怒更甚于我，并且执意拉我坐在他的座位上时，我才停止争吵，挤在那男人的边坐下来，这座位是汽车的最后一排。

这是一条漫长的乏味的大颠大簸的路，那颠簸的剧烈使人觉得肝寸断。有一段崎岖路曾使后排座位的全旅客在座位上有节奏地不断蹦，而我们的就险些与车相碰。这古怪的形变异却莫名其妙地缓解了我对那不讲理男人的憎恨，我们忽然笑起来。那原是一个哭的苦笑，仿佛胳膊肘被撞在桌角时那瞬间的心理受。而笑的本却把被颠簸起来的怒火化为不期而至的幽默，这幽默就溶化了我那耿耿于怀的斤斤计较。我的心情好起来，在目的地我们见到了那两位憨厚的作者。

也许我不再能一名好编辑，可我相信，崭新的《荷淀》里的新人们将比我得好。那满塘荷该会在夏日里盛开吧？那而不媚的清秀该会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