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对，完全对，”巴茨尼说“但是，有一点点需要补充的是，考利昂老头子太谦虚了，有一点他故意没有说到，那就是实际上索洛佐和塔塔格里亚家族要是没有考利昂老头子的协助，就无法着手进行新生意。实际上，他拒绝，就等于损害了他们。当然罗，这也不怪他。说到底，事实是这样的：那些愿意从考利昂老头子那里接受小恩小惠的法官和政客，甚至在毒品贩运问题上也愿意帮他，但是对别的人，一旦涉及到麻醉剂买卖问题，他们就变得固执，扳也扳不动。如果索洛佐人自己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某种保证，他就无法开展活动。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咱们也就发不了财。如今人家加重了刑罚，当咱们的人在麻醉剂问题上犯了案，那些法官和检察官就趁机拼命敲诈。即使一个西西里人，若被判二十年徒刑，也可能打破“缄默”的原则，把肚子里的话全说出来。这，是不能允许的。考利昂老头子把这一系统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我们想利用一下，他却拒绝了，这就不够朋友了。这就等于他从我们的嘴里夺食。时代变了，不像过去那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如果考利昂掌握着纽约市所有的法官，那他就必须把法官拿出来分配一下，也就是咱们大家都来利用一下。当然罗，我们利用他所掌握的法官，他也可以提出一份帐单向我们要使用费。要使用费也是应该的，因为咱们大家究竟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必须让我们也从井里打水喝。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巴茨尼发表了这通议论之后，会场上一片寂静。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不可能了。更为重要的是巴茨尼借着发言的机会流露出来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和平不能实现，他就将参加到塔塔格里亚一边，继续进行反对考利昂家族的战争。他的活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家都明白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产业所依靠的关键就是大家互相补台；同时大家还明白，拒绝一个朋友提出的帮忙的要求，就等于侵略行为。帮忙的要求一般都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因而也不可随随便便地加以拒绝。

考利昂老头子最后又作了一次答辩发言。

“朋友们，”他说“我当时拒绝并不是出于恶意。你们大家都很了解我，我什么时候拒绝过向咱们这一行人提供方便？见死不救是违背我的天性的。但是，那次我却不得不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毒品这种生意在几年内会把咱们大家都毁掉。在这个国家里。对毒品贩卖的反应太强烈了。毒品同威士忌、赌博，甚至女人是不一样的。威士忌、赌博，甚至女人是大多数人所需要的，只是教会和政府的头面人物要禁止而已。而毒品，谁牵涉进去，谁就要遭殃。毒品还可能危及其他一切生意。说实在的，大家认为我有很大的魔力，能左右法官和司法官，我对此感到很荣幸，我也巴不得这是真的。后门嘛，我确实是有一些，但是，如果涉及到毒品问题，那么平时对我的意见很尊重的人就很可能翻脸，不再尊重我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怕牵连；对这个问题他们也有强烈的反感。而且，即使在赌博和其他方面愿意帮助我们的警察，在毒品问题上也会拒绝帮助我们。因此。要求我在这些问题上帮忙，也就等于要求我危害自己。但是，如果诸位觉得力了解决其他问题，这样干也是适当的，那么即使危害我自己，我也愿意干。”

当考利昂老头子讲完之后，屋子里的气氛大大地轻松活跃起来。更多的人在叽叽咕咕，同左右的人交谈。他作出了重大让步，表示愿意对任何有组织的毒品买卖提供保护。实际上，他等于完全同意索洛佐原来的建议；那个建议当初若受到像聚集在这里的全国小组的认可，他早就会同意。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是他绝不参加经营活动，也不拿自己的钱投资。他仅仅利用一下自己在司法部门的后门和保护作用。但是，这已经是骇人听闻的让步了。

洛杉矶帮的老头子弗朗哥·法尔孔接着发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禁止咱们经营这种生意。这种生意利太大了，无法抵制，因此，如果咱们不闯进去，危险性就更大。如果咱们主动控制这种生意，至少可以把它隐蔽得好一些，组织得好一些，还可以保证少出些乱子。经营这种生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问题是要有控制，要有保护，要有组织。咱们可不能允许各人自行其是，像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各人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

底特律帮的老头子，比在座的任何人对考利昂都要友好一些。如今也反驳起他的朋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