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几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试图向他的司令解释清楚，说：“这个国家一直待我很好。”

这，本来可能使这些青年要倒大霉。但是，他既然已经原谅了自己的儿子，他也就必须原谅别的年轻人，尽管这些年轻人错误地理解了他们对老头子和对他们自己的义务。

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时，考利昂老头子认识到他不得不再一次改变策略，不得不使自己更加适应外部世界的情况变化。他相信他自己能够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抱这种信念也是有理由的。使他走向正确道路的，是他体验过的两桩个人遭遇。在他的事业开始的初期，当时还很年轻的纳佐林也还只是一个烤面包师傅的助手，正计划着要结婚，前来要求他帮助。纳佐林同他未来的新娘（一个端庄的意大利姑娘）共同存了些钱，向家具批发商预付了三百美元。这个批发商让他们任意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摆在漂亮而朴实的卧室里的两个装有镜子的衣柜，加上各种灯具，还有起居室需要的一套垫得很厚的沙发和扶手椅，上面蒙的是鲜艳的金钱花布。纳佐林同他的未婚妻花了整天时间在堆满家具的巨大的仓库里，高高兴兴地挑选他们中意的东西。批发商收了钱，他们的三百美元血汗钱揣进了批发商的口袋，他答应把挑选好的家具于本周内送到他俩已经租好了的一套房子里。

恰巧就在那一周，家具公司破产了。堆满了家具的巨大的仓库查封了，东西全给债主抵债。批发商躲开了，债主们对着空气发脾气吧，纳佐林，也是这样的债主之一，去找律师。律师告诉他说，若法院作了判决，所有的债主都能得到钱，不然，毫无别的办法可想。也许需要三年，到时候纳佐林的每一美元能收回十美分，还算是幸运的。

维托·考利昂以感兴趣但不相信的心情听完了这个故事，法律竟会允许这种抢劫行径，这是不可能的。那个批发商有宫殿似的豪华住宅，在长岛有房地产，还有一辆豪华汽车，而且还在供自己的几个孩子上大学。他怎么能够把贫穷的面包师傅的三百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又不把家具交给人家？为了把事情搞清楚，维托·考利昂叫劲科·阿班旦杜带着代表“劲科纯净”公司的律师们去了解一下。

了解的结果证实了纳佐林的故事。那个批发商把自己全部财产早就登记在他老婆的名下了。他那个家具店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他个人对公司没有法律责任。他明明打算申报破产，却收了纳佐林的钱，这表明他不讲信义，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司空见惯的。根据法律，这是毫无办法的。

当然罗，在老头子手里，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地处理妥贴了。考利昂老头子派他的参谋劲科·阿班旦杜去找那个批发商谈话。正如所料，批发商马上明白了来意，于是安排让纳佐林去拿家具。下过，这件事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维托·考利昂来说，不啻为上了一堂亡羊补牢的课。

第二桩事更加具有深远的反响。一九三九年，考利昂老头子决定把自己的家搬出城市。像任何当父母的人一样，他也想要自己的孩子上比较好的学校，同比较好的朋友来往。就他个人来说，他想过郊区那种默默无闻的恬静生活，在郊区也便于隐姓埋名。他买下了长滩镇的林荫道房地产，当时也只有四栋新建的房子，但足够更多的人住。桑儿同桑德拉已经正式订婚了，不久就要结婚，其中一栋房子就是打算分给他住的。另一栋老头子自己住，还有一栋归劲科·阿班旦杜和他那一家人，还剩一栋，空着没人住。

搬到林荫道一周之后，三个工人开着卡车来了，看来是老老实实的三个人。他们声称是长滩镇的锅炉检查员。老头子的几个年轻保镖中的一个让那三个人进来，并领他们到地下室去看锅炉。老头子、老伴和桑儿正在花园里休息，欣赏那有海洋特点的空气。

令老头子感到非常扫兴的是，他的保镖喊他回去。那三个工人都是又高又大的粗壮小伙子，围着锅炉。他们把上面的零件已经拆下来了，摆得地下室的水泥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组长是个爱指手画脚的人，粗声粗气地对老头子说：“你这个锅炉出毛病了。如果你要我们把锅炉修好，把零件都装配上去，那你得付一百五十美元的工钱和零件费；我们也就认为你的锅炉经过检查是合格的。”

说着，他掏出一张红纸标签。

“我们把这个签条贴上去，瞧，就这样贴上去，然后县里就不会再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了。”

老头子感到很有趣。这一周是无聊的，平静的。他丢下正事，专门料理搬家到一个新地方所引起的琐碎家务事。他用音调不纯的英语问道：“如果我不给你开钱，我的锅炉会怎么样呢？”

那组长耸耸肩。

“那就让锅炉这样摆着，我们不管了。”说着，他指了指撒了满地的金属零件。

老头子胆怯地说：“你等一下，我取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