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是这样起源。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情，数不完的日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民歌尤其是这样。陕北民歌尤其是这样。“百灵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两年忘不了你。有朝一日见了面，知心的话儿要拉遍。”“蛤蟆灶火烧柴，越烧越离不开。”“壳壳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白脖鸭儿朝南飞，你是哥哥的勾命鬼。半夜里想起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情歌在一切民歌中都占着很大的比例，说到底，是本的希望，，这才需要诉说。在山里受苦，熬煎了，老乡们就扯开嗓唱，不像我们那么偷偷摸摸的。嘛，又不是偷。“墙上跑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把住哥哥亲了个嘴，肚里的疙瘩化成。”但是反情的逆什么时候都有：“大红果剥，人家都说我和你，本来咱俩没关系，好人摊上个赖名誉。”“不怨我爹来不怨我娘，单怨那媒人嘴长。”“我把这个荷包送与你，知心话儿说与你，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你就说是十字街上买来的，掏了（么）三两银，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主毕竟是主，把主急了是要造反的：“你要死哟早早些死，前晌死来后晌我兰走。”“对面价沟里黄蒿，我男人倒叫狼吃了。先吃上后吃上脑，倒把老害除了。”“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迟来早去是你的人，跌到一起再结婚。”真正是无法无天。但上帝创造生命想必不是据法，很可能是据；一切逆就便是有法的装饰，也都该被打倒。老乡们真诚而坦率地唱，我们听得动，听得心惊，听得沉醉，那情景才用得上“再教育”这三个字呢。我在《队的故事》那篇小说中说过，陕北民歌中常

了。但是烟不可让那群女生看见，否则让她们看不起。这就有些微妙，既然立志独，何苦又那么在意异的评价呢？此一节不及究，跟着又纷纷唱起“黄歌”来。所谓黄歌，无非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呀，《喀秋莎》呀，《灯光》《小路》《红河谷》等等。不知是谁来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大家先被歌词引。譬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人上战场…”譬如：“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多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于是学唱。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选》。推开窑门，坐在崖畔，对面是月中的群山，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哗哗啦啦日夜不歇。“正当梨开遍了天涯，河上飘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光。”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唱一阵，歇下来，大家都动了，默不作声。动于什么呢？至少大家唱到“姑娘”、“人”时都不那么自然。意犹未尽，再唱：“走过来坐在我的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你的姑娘。”难这歌也很革命吗？他的！这歌更让人心动。那一刻，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谁，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旁。正如《选》中云：“民主是主，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逆”一样，对二十岁上下的人来说，情是主，反情的反动也只是一逆。不过这逆一时还很大，仍不敢当着女生唱这些歌，怕被骂作氓，情的主只在心里涌动。既是主，就不可阻挡。有几回下工回来，在山路上边走边唱。走过一条沟，翻过一梁，唱得正忘情，忽然迎撞上了一个或是几个女生，虽赶忙打住但为时已晚，料必那歌声已姑娘的耳朵（但愿不仅仅是耳朵，还有心田）。这可咋办？大家慌一阵，说：“没事。”壮自己的胆。说：“她们的！”撑一撑男汉的面。“她们听见了吗？”“那还能听不见？”“她们的脸都红了。”“是吗？”“当然。”“听他胡说呢。”“嘿，谁胡说谁不是人！”“你看见的？”“废话。”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是件值得回味的事，让人微微地激动。不怎么说，这歌声在姑娘那儿有了反应，不是什么反应吧，总归比仅仅在大山上撞起回声值得考虑。主毕竟是主，不久，我们听见女生们也唱起“黄歌”来了：“小伙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赶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