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的舞台上，英雄、凡人、罪人是不能平等的。那，现在我们以人人平等为由所祭祀的，是不是象的人呢？因而是不是一哗众取的虚伪呢？是象的人，但并不是哗众取的虚伪；象的人不一定要真，正如理想，就行，象的人是人类为自己描绘的方向。那么，这不现实的人人平等又有什么用呢，不是吃饱了撑的瞎扯淡吗？一

我想，任何小偷，都没有理由说他生来就只一个被押解的角吧？相信存在决定意识的唯主义者，想必更能同意这理解。这人间戏剧啊，要说上帝的脚本策划得很周密，这我信。但要说上帝很公正，我却怀疑。不是在舞台的小世界，还是在世界的大舞台，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没有坏们的难受之时便没有好人们的开心之日，这很好。但是谁应该坏？谁应该丑角？凭什么？据什么究竟据什么？偶然。我们只能说这纯粹是偶然的挑选，跟中彩差不多。但是生活的戏剧中必然地有着善与恶、对与错，也必然地需要着这样的差别和冲突，于是这个偶然的中选者就必然地要在我们之中产生，碰上谁谁就自认倒霉吧。那么这些倒霉的中选者自己受着惩罚和唾骂而使别人找到了快乐和光荣，不也有舍己为人的意思吗？当然他们并无此初衷。当然也不能仅凭效果就给他们奖励。对极了，为了人类好方向的需要，为了现世戏剧的魅力之需要，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奖励而且必须要给他们恰当的惩罚。杀一儆百有时也是必要的，否则如何标明那是一条罪恶的歧途呢？但是，在俗界的法场上把他们决的同时，也应当设一个神坛为他们祭祀。当正义的胜利给我们带来光荣和喜悦，我们有必要以全人类的名义，对这些最不幸的罪人表示真心的同情（有理由认为，他们比那些为了真理而捐躯的人更不幸），给这些以死为我们标明了歧途的人以痛心的纪念（尽他们是无意的）。我们会想起他们天真的童年，想起他们本来无邪的灵魂，想起如果不是他们被选中就得是我们之中的谁被选中，如果他们没被选中他们也会站在我们中间。我们虔诚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超度吧，希望他们来世好运（如果有来世的话），恰恰被选去那可敬可的角。我听说过有这样的人，他们向二次大战中牺牲的英雄默哀，他们也向那场战争中战死的罪人默哀。这件事永远令我动。这才真正是懂得了历史，真正怀有博大的心和重的悲悯。这样人类就再一次弥补了上帝的疏漏（如果不是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留给我们去参悟的话），使人人平等的理想更加光芒四。

跟着，麻烦的问题来了：人的平等，是说任何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吗？那，我们能够容忍——譬如说“四人帮”和焦裕禄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吗？绝对不能！好吧，把问题提得小一：难小偷可以与警察划等号吗？当然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人间这一现实的戏剧要演下去，总得有一个好的方向，自由的方向，的方向，使人能够期待幸福而不是苦难，乃是这戏剧的魅力所在（且不去它是否能够抵达极乐世界），此魅力倘若消散，不仅观众要退席连演员也要逃跑了。所以，必须使剧情朝着那个魅力所系的方向发展，把一个个细节朝那个方向铺垫，于是在沿途就留下价值的刻度，警察和小偷便有善恶之分，焦裕禄与“四人帮”便有丑之别。但是，没有凶残、卑下、愚昧，难可以有勇敢、尚和英明吗？没有假恶丑，难可以有真善吗？总而言之，没有万千歧途怎么会有人间正呢？“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是一常常给我们启迪的思想。但是，世上本没有路，是不是抬一走便是一条正呢？当真如此，人生真是一件又简单又乏味的事了。很可能世上本来有很多路，有人掉泥潭便使我们发现一条不能再走的路，有人坠落渊便又使我们发现一条不能再走的路，步歧途者一多我们的危险就少，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于泥潭和渊之侧就容易寻找正了。这样看来，证明歧途和寻找正即便不可等同，至少是一样地重要了。这样一想，我仿佛看见：警察押解着小偷，克思怒斥着希特勒（尽他们不是同时代的人），凡人、伟人、罪人共同为我们走了一条崎岖但是通向光明的路，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称因而分明的价值坐标，共同为这人间戏剧贡献了魅力。

如同一没有方向的游戏，就等于是去一极而使另一极也不能存在，结果还是一样，我们娱乐的机缘仍会很快消失。我们得想个法，必须得有个办法既能够保住差别又可以挽救平等。于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戏剧就不得不有一理想主义的彩了，写实的技巧就不得不结合浪漫的手法了，善不仅是真，善还得是，于是我们说“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如何如何我们的神就一样都是伟大的”这法好，真的好，一曲理想的歌唱便在一个务实的舞台上回响了，就像繁的节奏中忽然升华情的旋律。此一举巧夺天工，简直是弥补了上帝的疏漏。不过，也许是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期待我们去猜透：在现实的舞台上不能消灭角的差别，但在理想的神坛上必须树立起人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