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您们，含糊、说谎都不对，在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他说我不了解情况，要是和家里说了，您们肯定会生气的，也不会同意的，还是先别说吧。当时，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因此几次想给您们写信，都没有写。去杭州（男方家里——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们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我就如实地把一切讲出来。可是您们都没有问起过，我就没讲，并且天真地想：等我母亲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团，那时再向您们讲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阳高（柳青参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后才讲。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对，也很不好。…”看来柳青还是很理智、很冷静的。不过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连接到他的两封来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温柔…他认为必须按他父母的意见去做，而这和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舍一求一。他…认为这件事必须说明白，否则对双方都不利；态度是相当坚决果断的。真没想到这样大的打击发生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点挑战式地批评他不勇敢、不坚定。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决心和行动解决和他父母之间的矛盾，争取最后结合，但是他却连这点勇气和信心都没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场，哭一天，可当下张茂成就来找我，说被张侃迫害的径忠的女人回村了（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泪去访问她。…但有一刹那空隙，我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眼眶马上盈满泪水。会一散我跑开了，跑到园子里，—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红，还得回来参加晚上对敌斗争会呢。”

柳青说自己“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那纯粹是一种夸张的自我安慰。她说“我并没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这才是实情。这不是坏人与好人演出的斗争，这是好人与好人酿制的悲剧。愚昧落后是其发酵剂。那时，能够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够把后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剧，也许正是以这样的小悲剧为基础、为根源的。一对小人物纯真爱情的被扼杀，与一位国家主席的冤死，这之间有着模糊但是确定的联系。人道主义泯灭的地方，人的尊严被蔑视的地方，苦难还能不日趋深重么？中华民族那10年大悲剧的制造者是中华民族自己。每一位骄傲的炎黄子孙，对那段历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觉悟。（但愿如此）悲剧又成了进步的发酵剂。

柳青把屈辱和悲伤藏进了心中，心变成荒漠。爱情之火在那儿熄灭了十几年。虽然她后来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但那根本谈不上爱情。恐怕没有篇幅写这件事了。就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她心里也全明白：没有也不可能有爱情。这一点，无疑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还在于：不懂得，同情和牺牲绝不是婚礼进行曲的音符；没注意到，荒漠之下还有着爱的潜流；没有看清，这桩婚姻的双方是两种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诉讼性质，也不打算象大多数国产影片那样分出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总之，纯洁的爱情被扼杀之后，不会有好果子从这棵树上结出。

柳青继续马不停蹄。

1981年3月——1982年10月，她与王力雄合写了剧本《追索》。剧本在1982年第，2

期《丑小鸭》上发表，同年由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投资拍摄，1983年公演。这是她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后获得一定好评（70个拷贝，放映14900场）。

1982年11月——1984年1月，她参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摄。‘1984年2月——6月，她与达奇、王力雄合写了25集电视系列片《黄水谣》。同时，她自己又写成同名故事片剧本。本打算电视电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马。

1984年7月，她在浙影厂所拍电视剧《风荷曲》中，任艺术指导。

1984年9月一10月，她拍摄了长录象片《炎黄子孙欢庆十一》。

1984年底一85年初，她与王力雄合写电影剧本《血门》上下集。自己没有拍摄机会。此片由西影和广东艺术发展中心联合摄制。

1985年3月一7月，她在深圳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漂流》，因种种复杂的矛盾，她中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