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立场。

我本人也更喜康德，喜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的合理，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可惜，由于康德的学说太平静，从来未曾引起社会激动。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着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

我很注意康德提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理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调的民族神和黑格尔调的国家学说重要。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暴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现“绝对神”的最好国家。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来，向那里遥望。但我已打听清楚了去的路线，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牾，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涡旋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它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对民族情的直表现，费希特更过黑格尔。拿破仑侵普鲁士，对他刺激极大，并由此确认德意志人的天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权国家。这位哲学家已经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走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朋友，你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那就让它动起来吧你上还动着德意志的血吗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生发的极端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