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神，我们队伍里新来的一位司机在山见到了一个中国女。在这一带见到中国人十分稀罕，总会多看几。这位中国女和她的挪威丈夫在一起，一见到这队印着中国字的吉普，立即走了过来，见到这么些中国人，显得布及激动。我们的司机告诉她，我们将横穿几个文明古国，一路返回中国。她一听，圈红了，转与丈夫耳语一阵，又对我们的司机说：“我们想开着车跟着你们，一起走完以后的路程，有可能吗？”回答说不可能，她便悻悻离去了。

但她知，我会走下去，在不答应他们任何要求、不理会他们任何哄闹、也不惧怕他们任何要挟的情况下走下去。她最知我宁肯停止写作也不会向他们屈服，宁肯死亡也不会与他们合作。因此她对着我泪，又怕惹我伤心便上了太镜，然后摇好车窗，低下了。他们的车走远了。我们还要用车一步步度量辽阔的文明伤心地，然后才能回国。不回国会遇到什么，那毕竟是我们的祖国。

两天在耶路撒冷接到北京两位朋友的电话，说湖南和广东的盗版集团又盯上了我的这日记。辗转传来的话与以前差不多：一些资金雄厚的“民间版渠”谋求与我合作，如果同意对他们“开闭”报刊间的批判文章白可烟消云散；如果不同意，批判文集都准备好了。妻听到这样的J专活总是半天沉默，她不相信盗版集团真匕一掌定江山，但环顾四周，文化界很多人对此只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少数人还助封为、落并下石。他们不见得都受盗版集团收买，但在恶抢劫事件发生时，他们只在趁势嘲笑被抢劫者，从来没有对抢劫者发过一丝阻止的神。她一次次问我“文革”灾难是不是这样被扩大的？我说是。恶人总是少数，但灾难如此之大，除了特殊的政治背景，还因为这群心理助长了恶、扩充了恶。更荒唐的是，文化人在助长和扩充恶的时候，总是寻章摘句、满义，连恶人也都误以为自己是“得多助”了。

我们早就约定，二十一世纪要有一新的活法。但是，不我们的名字最终失踪于何，我们心中有关中华文明的宏大受，却不会遗落。

在佩特拉山日我站了很久，看着远的烟尘和云天，幻合中默念着一句告别时怎么也不敢说的话：妻，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这时，我突然想对已经远去的妻说，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来自狭隘空间的扰，不应该只向狭隘空间清算。我们的遭遇属于转型期的一奇特生态，需要在更大的时空中开释和舒展。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noad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