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本的差别呢？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民众，不仅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神层面却依然空而单薄。

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的武士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本尼迪克特在《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是极崇的、极其伟大、是莫测的。在武士之名刀发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都畏惧的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军攻占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这特有的“耻文化”与武士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稻造在《武士》一书中论述说：“武士，如同它的象征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朵。…作为封建制度之的武士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德之路。”武士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崇的政治和德地位上，并彻底国家的主价值之中。

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与刀》中谈到了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差别。罪文化依靠罪恶在内心的反映来善行，耻文化则依靠外的制力来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