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执行。

在德国的美国占领区，登记人口一千三百多万人，被起诉者三百四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正式判决达九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战后的联邦德国，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在体制上与第三帝国背道而驰，全体国民也以摆脱第三帝国为目标。

在战犯审理上，盟军在欧洲各地审判法西斯战犯共八万多人，在太平洋地区五十多个法庭却仅仅起诉了五千多名日本战犯。八万比五千，这个数字是耐人寻味的。难道日本战犯的暴行真的比不上德国战犯的暴行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审判的力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沈阳、太原审判时期所拘押的战犯一千一百零八人大部释放。起诉的仅四十五人，没有一人被处以死刑。

欧洲各国政府对纳粹战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进行，而亚洲各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追查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便大体停止了。日本没有参加联合国一九七八年“关于追究战争罪犯没有时效”的决议，为继续追究战犯的战争罪刑制造了法律上的漏洞。

战后的日本，旧体制和旧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被保留下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美国政府正式命令麦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战争赔偿计划，使日本得以恢复生产，尽快成为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同盟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驻日美军开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组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预备队”大量日本的旧军官和旧警察加入了这支准军事力量。

那些被盟军释放的高级战犯，在不久以后《旧金山和约》生效的时候，不仅被解除了整肃，而且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开启了此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崛起的先声。

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战犯岸信介，一九五七年顺利当选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一九五二年担任改进党总裁，此后出任外务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由某些战犯重新粉墨登场、主宰政局得情况，在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的前法西斯国家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某些大讲侵略战争是解放战争、日军并没有干坏事的日本官僚和商人，也继续充当富可敌国的财阀和呼风唤雨的经济鳄鱼。这些精英人物完全没有创建新日本的意识，他们维持着一种半封建的天皇官僚统治模式。日本学者本泽二郎在《天皇的官僚》一书中指出，战后的日本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不充分，日本依然不是民众的社会，而是官僚的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尊民卑”的社会。

战后的日本，虽然初步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但是既没有在官僚体制和文化精神上精心脱胎换骨式的变革，也没有完成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全民反省”和“全民谢罪”历史虽然迈进了二十一世纪，对昔日由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支撑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圣战”心理，某些日本人依然情意缠绵、不忍割舍。

“天皇像平常人一样死在床上，与此相关有两点事实让人感到悲哀——一点是她居然能得享天年；另一点是在有关他的许多最肮脏的犯罪尚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前他便死去。”这是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刊登在英国《太阳报》上的一篇题为《地狱等着那位万恶的天皇》的社论中的一段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