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和武藤章，策划侵占东北和华北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华北实行“三光”政策的板垣征四郎、参与“扫荡”山东并有“缅甸屠夫”之称的木村兵太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首相广田弘毅等七人。这七人也正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

一九八四年“殉国七士庙”建成，这一年正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筹办修建此庙的“殉国七士奉赞会”在日本颇有影响力，为其题字的是“战犯首相”岸信介。

随后，以“殉国七士庙”为中心，陆续建起了陆海军部队战死者碑林。这里成为“大东亚战争战殁者的圣地”也成为右翼势力为战犯“招魂”的重要场所。

碑是定格的历史，碑是凝固的艺术，碑是不死的记忆。碑在东方文化中享有高贵的地位，一块石碑可以经历风吹雨打，一篇碑文可以流传千秋万代。

然而，这些散布在日本各地的碑石却让人感到恐惧：魔鬼似乎将要再次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为害人间。以战争期间担任日本驻德国大使的甲级战犯大岛浩命名的“大岛碑”纪念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明仁天皇的登基“万世太平碑”宣扬大和号航空母舰战功的海军纪念碑…

在日本的土地上，处处有美化战争的神社、庙宇、碑石和高塔，对国民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八纮一宇塔”塔身周边建有四个的陶瓷人像，分别代表武士、渔民、农民和工人，象征着对外扩张是全民参与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宫崎县发起修建“八纮一宇塔”的运动。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命令所有前线部队：“以军或师团为单位，每单位搜集两块石料。一块是军或师团总部所在地，取最有价值；一块是战场最前方的，取最有意义。”在这一千四百八十五块石料中，来自中国的有二百二十八块。刻有“中支那中山部队”字样的花岗石，是从上海市政府大楼的弓形门上拆下来的；刻有“南京日本居留民会”字样的石块，是从南京明孝陵掠夺的麒麟浮雕。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宫崎县政府赶紧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铲去，将象征武士的人像藏起来，并将这里改名为“和平公园”

然而“和平”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一九六五年，随着日本经济刚刚起步，宫崎县又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重新刻在塔上，武士像也回归了原位。“和平公园”名存实亡。

在日本的书店中，保守学者和作家所写的、否认战争罪行的著作，以及渲染民族主义的书籍，如《日本是第一》、《超大国日本》、《日本的时代到来了》等，都被放置在显著位置。此现象说明，书店有意识地向民众推销这类作品，同时这些著作也确实很畅销。与之相反，那些秉持良心和责任感的作家和学者所写的、真实呈现战争罪行的著作，却被故意放置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九九三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自发的道歉言论，首次表现出日本这个国家是可以实践道义的。但是，此后十多年间，在日本政坛上，拒绝认罪和道歉的声音压倒了愿意认罪和道歉的声音。

日本《和平宪法》在前言中强调：“我们相信，任何国家也不可以只专注于自己国家的事而无视其他民族。这一政治道义法则具有普遍性。”可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回避承担战争罪责，无视亚洲各国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