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80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部》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王拓的件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灿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概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O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X”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他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通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有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