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轰炸，简直无法忍受。如果继续下去，我就得一直支持我痛恨的一切事物。等我登上极峰，才发现那儿不过是一片沙漠。”

最后，他选择了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成柯有数年的时间详细比较两种不同的体制及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书物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说话行女，工作著作。我也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可是在祖国我绝对没有这么做的机会。”决定投奔美国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地位、特权、财富、前程、家庭，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一个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无价的，仅仅为了自由，谢夫成柯也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做专制国度的大人物，还不如做民主国度的一介平民，这就是谢夫成柯的信念。他背叛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组织体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二十年后，历史证明，谢夫成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高尚的叛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

天朝的崩溃与草莽中国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银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一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鸽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长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弹莽中国人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诩钩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一格利耶在《幢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蛰、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务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